知行合一、关注现实的品格给“南袁北李”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减产致使国人挨饿，甚至饿死了人。袁隆平就目睹过这种情况。他后来回忆说，悲惨的情形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坚定了他从事水稻育种科研的决心，这种决心至今还牢固地扎根在他头脑中。
在山东农学院求学期间，李振声常把学校栽培的小麦良种带回家乡试种，增产效果很好，乡亲们都来换种。这让他意识到科技对于粮食增产的重要性，从此立志要搞好小麦育种科研。后来，李振声选择研究小麦远缘杂交、染色体工程和作物高效利用营养元素，以及晚年关注中国的农业发展战略，都是基于现实国情和社会需要的考虑。
“南袁北李”都非常关注农业、热爱农村和关心农民。有人把袁隆平称为“农民科学家”，甚至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对此，他说，农民朴素、勤劳、节俭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称他为“农民科学家”也好，称为“现代农民”也好，都是一个美称。李振声常说，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农村,最乐于与农民交朋友。声名鹊起之后，他仍旧最热衷于到田间地头去看小麦。他认为，真正给他的工作打分的是农民。如今，“南袁北李”都快八十岁了，还坚守在科研岗位上，正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支撑着他们。
独立思考、勇于尝试的品格为“南袁北李”的创新活动开辟了不同前人的独特道路
虽然只是一个中专教师，年轻的袁隆平就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科学试验，尝试用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等方法培育作物新品种，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质疑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错误理论以及经典著作中关于“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因而杂交无优势”的观点，提出了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开创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崭新领域。有些保守的人指责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甚至把袁隆平骂为“科技骗子”。袁隆平曾告诫助手：搞科研，要有一种在国际上争先的精神，就像跳高一样，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人家后头。
在科研上，李振声强调超前思维，敢于争先。谈到自己的成绩，他说，如果一定要说成绩，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做得比较超前，有一些开创性，他一般做这一段工作时候就开始考量下一阶段的工作。李振声20世纪50年代研究小麦远缘杂交，70年代研究染色体工程，90年代研究作物磷氮营养高效率利用，都走在了国际国内的前列。
“南袁北李”还都重视哲学，强调思想方法的作用。袁隆平认真学习过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哲学著作，自觉在科研中运用辩证法为指导。李振声认为，学点哲学可以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他坦言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对他影响很深。因此，“南袁北李”不仅勤于独立思考，而且善于独立思考。
心怀集体、淡泊名利的品格使“南袁北李”的创新活动获得了和谐的环境和各方的支持
现代科研少有个人能完成的，基本上都需要团队，因此良好的合作是成功的保证。袁隆平总是无私地与合作成员分享经验和资源。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性材料“野败”发现后，他立即分送给各省科研单位，还将杂交操作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协作单位，坚持挤出时间给别人讲课，把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奉献出来，发动大家一起攻关。
李振声多次强调，“小偃系列”小麦品种是集体协作攻关的硕果。他总是说，荣誉首先应归于集体,没有集体的艰苦奋斗,就不可能有他今天的成就。他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中属于个人的50万元全部建立助学基金,帮助研究所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面对名利，“南袁北李”都表现得非常谦逊和淡然。1986年，组织上准备考虑让袁隆平担任湖南省农科院院长，但他婉言谢绝了。他曾经说，人生不是为了追名求利，应该要更崇高一点，要让思想境界高一点，这样就会取得更多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初，组织上考虑让李振声担任陕西省副省长，他毅然放弃了。在获悉自己可能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他曾经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领导，表示他获得的荣誉超过了实际的贡献，因而不愿被授奖。少了自己，少了名利，“南袁北李”的心中更多的是科研创新的追求。
当然，“南袁北李”还有其他许多利于科研创新的品格，比如个性积极、爱好广泛、认真细致、思维活跃，等等，都值得广大的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也值得教育者在学生身上着力去培养。总之，要增强国家创新能力，不能忽视中国人创新型人格的塑成。先有创新的个体，后有创新型国家。
（刘永谋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侯光明为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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