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一下就把几个最好的学生挑走了,而这些孩子不见得考得上清华
●让群众满意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标准
●重点大学向中西部增加的招生计划不能只落在省会城市的尖子中学
暑热恣意蔓延的时候,2010年高考招生终于在讨伐加分乱象的喧嚷和改革方向的进一步探讨声中渐次落幕。
年复
当然,今年,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迹象”值得我们深思,为我们今后的高考改革提供了难得的镜鉴。
弃考:千军万马不再挤过独木桥
从去年开始,一个新词跃入我们的视野,那就是“弃考”。当年,教育部官员在发布高考报名人数时不经意透露,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84万放弃高考,“弃考”为何,随即引发热议。
今年,教育部并未发布精确的弃考生数量,但经过专家推算,舆论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00万。
是什么导致越来越多的考生选择弃考?一些优质高中的校园里,接连挂牌的“国际部”、“留学班”,正好给出了答案。
在北京,北大附中国际部刚刚成立,北京二中旋即放出消息,其国际部将于明年2月向全市招生。而在此前的不足一年间,八中、四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名校的“出国留学班”已经抢先一步,开始按需授课了。
名校争办“留学班”用意何在?校方的解释是:适应现阶段学生的需求及结构变化。而在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提供的一组数据中,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一变化:据调查,在庞大的弃考大军中,因高考无望,主动弃考者不足8%,因出国留学选择弃考者则达21.1%。
另一组数据更为直观,2002年,参加美国SAT考试的大陆考生只有200多人,去年已经超过1.5万人。而据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等地多家留学中介的统计,高中毕业参加“洋高考”赴海外上大学的学生数量正在以接近20%的速度递增;在上海,一些重点中学的出国留学比例已经逼近1/4甚至1/3。
熊丙奇说,“在这次调查中,虽然有19.2%的人认为‘留学式成长’是个人自由,无须过多关注,但是当国内高校生源面临危机时,越来越多的人出国留学,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国际竞争力不强,已逐渐被部分考生抛弃。”
一些数字的确很值得我们注意:据统计,39.0%的受调查者表示出国是因为“视野开阔,环境更易成才”,而明确表示对孩子的成长将采取“按部就班,国内学习就业”模式的仅有17.0%。熊丙奇就此指出,这表明选择出国是在选择一种教育环境。“假如国内高校还不反思其中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将走向破产、关门。”
事实上,4年前,当众多港校涌进内地,向大陆考生敞开怀抱时,“激战”已经打响。而我们的准备似乎远远不够,清华大学招办主任孟芊在今年招生行将结束时发出一连串感慨,其中之一就源自与海外学校的竞争。他说,“耶鲁大学到湖南一所中学选人,每人谈半小时,一下就把几个最好的学生挑走了。这令中学校长无比佩服,觉得他们挑得真准。”
“为什么不把这些学生留给清华?”孟芊说,校长的回答很简单,“这些孩子不见得考得上。”“这就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尴尬局面,”孟芊说,我们跟国外大学在人才竞争中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历史传统、办学经费、办学水平上,还有选拔体制和方式、手段上的差距,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此,熊丙奇的态度是,直面竞争,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真正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有竞争意识与竞争活力。
改革:“不折腾”最是对学生负责
高考改革近年来不曾间断,改变“一考定终身”,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进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这些在刚刚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及的改革方略事实上已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然而谈论改革,总绕不过江苏。江苏的高考改革充满了改革者的理想与勇气,当然,还有学生、家长乃至老师撕心裂肺般的痛苦和煎熬。
推出“3+χ”考试为缘起,从“3+小综合”到“3+大综合”到“3+1+1”再到“分数考试+等级考试”……今年,江苏高考再度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高考方案的疏漏导致文理比例失衡,一系列潜在危机似乎随时可能爆发。
10年经历4次变化、5个方案,江苏高考改革一次次的自我否定,换来的是老师和学生的无所适从。调查显示,46.25%的教师认为这样的改革“是折腾学生、家长和老师”;而在家长中,反对的声音无疑更大。
高考不是“改革秀”,一位教育界资深人士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近年来,我国在部分地区实行高考自主命题,高考方案频繁变脸的绝非江苏一省。对此有专家指出,高考改革固然是一种创新和探索,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对高考这样一种高利害、高压力的选拔手段,改革的设计者更需要胸怀学生。高考方案频换,看似是对选拔机制的完善,实际上更增加了其不可预见性,是对学生最大的不公。
而对于“闭门造车”式的改革酝酿模式,有关教育专家给予了强烈的抨击,如果改革不能让群众满意,这样的改革只能是改革者的自娱自乐、孤芳自赏。对于高考改革,教育部门必须本着对所有学生负责的态度,广泛吸取社会声音、群众意志和基层意见,将其充分体现在方案中,并保持其稳定性。
公平: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对于高校招生计划分配不均、各地上大学机会悬殊的抱怨由来已久。今年,教育部再度宣布,在延续高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政策的基础上,“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比去年扩大1倍。按照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姜刚的解读,今年,西部省区招生计划投放总数为161.4万,比去年增加12万,中部省份招生计划为184.5万,也比去年增加了11.6万。这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因减少属地招生,向中西部贡献出6000余个招生计划。有专家指出,此举对于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平衡分配的意图鲜明,推动中西部省份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长远作用值得期待。
毫无疑问,高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倾斜确是一项促进教育公平的有力举措,但在采访中,一些重点高校的招办主任却表达了另一份隐忧。据他们透露,目前,重点大学向中西部增加的招生计划更多地落在了那些省会城市的尖子中学,“这样可能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加剧省域内(比如省会及中心城市与真正的贫困、偏远地区)的机会不公,以及省域间(比如中西部省份与人口大省)录取比例的失衡;二是一些人钻政策之空,引发新的身份造假。”一位多年从事招生工作的招办负责人说。
对此,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高招计划向中西部倾斜只是推进公平的一个方面,它可能缩小了地区差距,但并未有效缩小阶层差距。他坦言,一个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实现公平,需要更多的制度、政策保障。“比如可否设置农村学生比例?”杨东平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有类似规定,比如美国高校在招生中就有关于种族比例的明确规定。杨东平承认,政策操作层面存在难度,“但这样的政策目标应该提出来”。
去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公开表示,“高考状元的素质不一定比农村娃高”。今年,清华大学将第一场招生宣讲会设在了地处闽西老区、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的上杭一中,而据统计,参加该校今年自主和保送选拔考试的考生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县级及县级以下高中;另据孟芊透露,今后清华将在自主选拔中制定专门标准和办法,给贫困地区考生创造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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