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盛产各种各样的“大师”,从特异功能大师到气功大师,从国学大师到养生大师,昨天的大师倒下,明天的大师突起。制造大师,迷信大师,消费大师或者被大师消费,最后再“毁灭”大师,这似乎已经成了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曾经一个个的“神医”如今都成了“画皮”,对于为生活所累的国人来说,当下最好的娱乐项目恐怕就是看一次次的“神仙下凡”了。
“神仙”都下凡了,其实我们也不轻松。为什么我们习惯于“制造大师”?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曾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古代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反而诞生在欧洲?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因子上,确实存在科学精神的缺失,而科学精神的缺失,也就意味着阻止张悟本、李一之流忽悠大众的土壤的缺失。于是,当“大师”用那些只需常识即可识破的低级伎俩来表演时,不少人便应声拜倒了。
科学文化基因的缺乏使得各色“大师”趁虚而入,但是,张悟本倒下后,人们又纷纷在倒掉的“大师”身上踏上一脚又一脚。在鞭挞和唾弃之时,很少有人去认真反思一下,张悟本所谓的那些养生之道中有没有科学的成分,没有人去分析他的话中哪些可能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人们习惯于“墙倒众人推”,愤愤地在倒下的“大师”身上踩几脚后,继而该怎样还怎样。这算不算真正的反思呢?毫无疑问,大众情绪的狂热、集体无意识的盲从,这些因素也是“大师辈出”的“诱因”。
在这方面更应当反思的还有媒体,“大师”的成长中显然有媒体合谋的因素。但等“大师”倒下了,媒体鲜有引导国人进行理性、深刻的反思,而只是又一次给公众搭建了一个狂热地发泄上当受骗的情绪的平台。倘若只有狂热的情绪,没有坚定的价值信仰和冷静的反思能力,那么当每个人的精神都如水上浮萍四处晃悠时,明天的生活中依然可能会有新的“大师”被制造出来。有人说得好,道长李一倒了,“偶像”的黄昏其实远远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