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戏曲审美精神

2010-08-2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演讲人：廖奔我有话说

融通的美学原则

中国戏曲是一种突出提倡假定性的戏剧，它与西方写实戏剧制造舞台幻觉的意旨相背离，不像西方写实戏剧那样对生活动作进行直接模仿，而是经由节奏、韵律、姿态对生活动作进行加工、抽象、美化之后，再用它来表现生活，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

是写意性的。

戏曲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瑰宝，是因为它有着独特的审美基因与功能。戏曲的审美原则决定了它是一种突出提倡假定性的戏剧，它与西方写实戏剧制造舞台幻觉的意旨相背离，坦率地承认演戏就是演戏而不是别的什么，通过符号化、象征化、装饰化的表意手段，在舞台上创造出带有强烈形式美感的情境，从而传达特定的情感体验。

综合性戏曲是综合型的表演艺术，通过歌唱、念白、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生内容，它把单纯的时间性艺术如诗歌、音乐，与单纯的空间性艺术如绘画、雕塑，以及初级综合性艺术如歌舞、表演等，通过演员的情节性演出而有机统一在一起，形成复杂的艺术综合体。例如京剧叙事和塑造人物，是通过演员在舞台上运用“四功五法”的手段进行“唱念做打”表演而实现的。戏曲可以根据感情表达的需要随意驱遣歌唱、舞蹈、念诵、表演等手段辅助行动，而不受现实生活情景的限制，诗、歌、舞同台的综合性成为它的本质特征，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而使之与西方写实戏剧划清了界域。戏曲熔铸自身的综合艺术体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一部中国戏曲形成史，就是一部不断融括歌唱、舞蹈、对白滑稽剧、说唱、杂技、绘画、器乐伴奏等诸多表演艺术因素，使之走向内在融合的历史。宋代戏曲成熟之后，原来与之处于共生环境的单项艺术样式音乐、舞蹈、说唱、杂技就都被统摄入了戏曲的磁场成为它的附庸，或多或少失去了独立性。戏曲因而具备了更强的舞台表现力和感染力，在公众眼中，它的形态层次和审美价值高于其它分支艺术，所以宋人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在宫廷教坊表演的众多艺术品类中，唯以戏曲为主导。而西方在话剧、舞剧、歌剧分途之后音乐剧的强劲崛起，也说明了对舞台综合艺术的审美需求是世界共通的。

写意性戏曲通过综合化的舞台手段来表现生活，因而是“表现性”的艺术。它不像西方写实戏剧那样对生活动作进行直接模仿，而是经由节奏、韵律、姿态对生活动作进行加工、抽象、美化之后，再用它来表现生活，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是写意性的。马鞭一摇就是在路上走马，船桨一晃则是在江里行船，快步跑圆场则是人在急速行路――戏曲表演与生活动作拉开了距离。西方美学以逼真为美的极致，无论是古希腊的雕塑，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都高度体现了这一原则。古典主义将这种原则充分运用在戏剧之中，高乃依《论三一律》说：“戏剧作品是一种摹拟，说得确切些，它是人类行为的肖像；肖像越与原形相象，它便越完美，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理念最终导致了自然主义戏剧的泛滥。中国古典美学原则却尽量避免因注目于对事物的逼真摹仿而丧失了对其内在精神的把握，提醒人们要防止“谨毛而失貌”。与西方美学“模仿说”以物为主、心附于物、强调审美主体对客体的服从不同，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比兴说”强调人心对于外物的感应，重视人的感觉和诉诸联想，追求心物交融，也就是强调审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美学原则在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对象时，就会提倡内在精神的传达而非外貌的逼真，状摹对象追求神似，追求“不似之似”，而不去注意艺术与对象之间的距离，欣赏一幅画只注重运笔是否气韵生动，可能并没有留心它是否逼真，这就叫做“得意忘形”、“貌离神合”。戏曲对于生活的撷取是极具选择性的，重在揭示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心情与心境，重在将人物可喻不可即、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状态，通过比喻、象征、对比、夸张等手法表现出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从而达到以情动人的目的。昆曲《荆钗记・上路》钱流行失去女儿后，女婿接他前去同住，他眼睛里看到的是春天景色，嘴里唱出来的却是“景萧萧”、“古树枯藤栖暮鸦”的意象，“自叹命薄，难苦怨他”的心境，“叹衰年倦体奔走天涯”的凄苦。把人物的主观情感同客观景物揉为一体，客观景色经过人物感情过滤之后转换了寓意，从而表现出特定环境中活动着的人的精神面貌，这就是戏曲叙事抒情的情景交融效果。

程式性前人经验被后人反复使用，就成了程式。武将的“起霸”动作――披甲扎靠，最初是明代演员为表演《千金记》里霸王项羽半夜听到军情、进行披挂穿戴而设计的一套动作，后人觉得很美，运用到其他武将身上，这套动作就成了程式。程式通常是夸张、放大并经过抽象、美化了的生活动作，它更加强调、突出、集中，更加具备节奏感、韵律感和美感，因而更具表现力和舞台戏剧性。表演程式是通过对演员进行严格形体和技术训练的结果，演员学习程式就像习字的“描红”，可以有模范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小演员可以通过掌握程式，尽快达到登台表演的功力，像模像样地演出大戏，所以说程式能够让人“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但是掌握了程式还只是刚刚入门，演员还必须学会运用程式进行具体的舞台创造，否则掌握的就只是死程式，你就是按照传统程式一笔一划不走样地演，也演不出戏的精神来。如何活用程式来表演复杂的生活，表现不同场景、环境、性格、心情的人物，如何在表演中加入自己的心理体验，如何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体会来塑造新的人物，都需要演员去进一步揣摩和发挥，程式这时就成了他表演的出发点了。程式规定性并不扼杀演员的创造力，他的创造性就表现在具体情境中对于程式的灵活运用与发挥上。戏谚有云“练死了，练活了”、“钻进去，跳出来”，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常看不同的演员表演相同的戏，路数不同、风格不同、效果也不同。同是演吕布戏貂蝉，我看过姜派小生刘雪涛的吕布，以表情和做工为主，突出强调眼神，他说演吕布眼神要“利”，像两支箭似的射出来，但里面又包含着儒雅。而叶少兰的叶派吕布则主要运用翎子功来表现其自命不凡和风流轻佻，他让吕布头颈轻轻一转，带动头上长长的翎羽划过一个漂亮的弧线，羽毛末梢似有似无地扫过貂蝉的颜面，貂蝉于是形体一颤、心领神会。演员对生活和人物有着不同的体验，根据自己的表演特长和优势来活用与发挥程式，就取得不同的效果。后来看到有年轻演员演此段，体验不到位，技术不过关，弄得翎羽重重划过貂蝉的脸，羽毛都打了折，被划的演员很不好受一个劲往后躲，此时观众感到吕布哪里还有“戏”貂蝉的味道，简直就是在向貂蝉挑衅了。同一个演员，由于体验的深化，也会不断改变自己的表演路径。徐小香演《群英会》周瑜，看到诸葛亮几次都猜破了他的心机，十分嫉妒和生气，开始是用气得浑身发抖来表现的。后来想，周瑜是三军统帅，当场发抖太失身份，怎样才能既揭示出他的心理状态，又保持表面上的镇定呢？徐小香于是狠练翎子功，让翎子发抖、身子不动，周瑜内心的波澜就

通过翎子的抖动传达出来了。荀慧生的学生曾说他的戏不好学：前儿个您这出戏是那么样演的，怎么今儿个又这样演了，仿佛您在台上没个准谱似的。荀慧生的回答是：戏是死的，人是活的，演员为了适合戏情戏理，为了更细致地刻画人物的心情，就得不断琢磨、改进和提高表演的方式方法。但万变不离其宗，它的根本规矩没变。这也就是戏谚所说的“三分生，七分熟”。

这里我们遇到的是艺术创造中“守法与破法”的辩证关系。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不是仅仅只知道守法，还要懂得和善于破法。齐白石说：“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没有法的法才是最高境界。破法当然不是天马行空、一空依傍地行动，而是对生活进行深入体验后，再精心揣摩表演方法的结果。

虚拟性戏曲通过虚空舞台、虚拟动作构筑起假定性的世界，依赖于观众想象的补充完成艺术创造，这与西方写实戏剧通过逼真布景、实体道具、生活动作制造仿真世界不同。程式化的虚拟动作是戏曲表演一个鲜明的特点，它通过演员与观众的心理默契和协作，取得对一些物体的象喻理解：一鞭代马、双旗为车、持桨为船、叠桌为墙、方布为城，使有限的舞台时空具备了更宏阔的表现度。戏里的上马、下船、上轿、下楼、开门、关门动作都是虚拟出来的，但它得到观众的认可。人物拿起马鞭，凭虚抚摸一下马背，做一个跨腿上马动作，马鞭一挥奔跃而去，观众就承认他是在骑马了。程砚秋1935年考察欧洲戏剧回来写的报告书里提到，欧洲戏剧家也承认戏曲里的“马鞭是一匹活马”。豫剧《抬花轿》抬和坐都是虚拟的，走路过桥都通过抬和坐的人共同表演显示出来，观众看得如醉如痴。川剧《秋江》人物乘船行走，通过渔公、渔婆、潘必正、陈妙常等人的一字排列、共同颠簸起伏动作，活画出江中行船的神态。《三岔口》明明是在亮堂堂的舞台上，却表现人物的摸黑厮打。更有甚者，杨四郎带了一个番兵夜奔宋营，唱快板来表达他此时思亲情切、感慨万千的心情，演员为了发挥好唱功，竟然站立而歌，而骑马飞奔的情景则让番兵挥着马鞭围绕他转了一圈又一圈来体现。梅兰芳1935年访苏，西方理论家尤为叹赏的是他不化装而表演女人的绝技。我近来几次看裴艳玲演《林冲夜奔》，都是不化装、不用景，就穿着她日常的长褂登台，但一进入角色和情境，立即气宇轩昂、呼喝咤跃，边唱昆曲曲牌【折桂令】曲不停声，边表演云手、踢腿、大跳、朝天蹬、鹞子翻身等系列动作，把一个乘夜落荒而逃、走投无路、情绪激愤的没路英雄的精神气质活灵灵呈现在观众眼前，没有一次不引起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之潮。观众不仅允许也充分理解这种简直有些匪夷所思的虚拟表演。

戏曲演出多数不用布景，布景和环境在演员身上。京剧《四进士》里，宋士杰出场后说道“街肆上走走”，舞台即是街巷；唤出老伴商议，舞台上成了店堂；老夫妻一同救人，舞台又成了街巷；救人后落座叙话，街道又变成了店堂。短短一折戏，地点被演员的表演带着变换了四次。有些整场戏的景物更是演员在舞台上“转”出来的，越剧《十八相送》18个空间场景，全部由唱词和表演指示出来，观众觉得载歌载舞十分美。《秋江》、《千里送京娘》、《林冲夜奔》、《徐策跑城》也都是著名的例子。戏曲演员除了扮演人物之外，还要表现景物，不仅要体现人物动作的延续，还要通过形体动作体现景物的变化，他的身段动作因而形成人景同构的虚拟表演。川剧《秋江》观众能看到的只是船桨和人，演员的虚拟表演和动势却让你感受到了船形和水势。与之相同，戏曲演员在表演骑马时，连马的动感神态都表演出来。《挑滑车》里高宠骑马杀敌，马蹄忽然深陷泥淖，高宠重振精神、提缰勒马，马则振鬣长啸、一跃而起，这一系列动作都只由演员完成，舞台上并没有马，而看戏的人也不去区分表演中哪是人、哪是马、哪是人腿、哪是马蹄，只为其纵马奔腾的雄姿和气度所感染，为之心颤容动。

中国画是讲究空的艺术，讲究“藏”和“露”的辩证关系，省略是为了达到传神的效果。八大山人画条鱼，别无他物，却让人觉得满幅是水。齐白石画虾不画水，虾的动感已经传达出水的感觉。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都是在运用动势来调动观众的联想。戏曲的道理一样，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因而说：“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

时空自由性戏曲随着演员的表演而发生、变化、消失的时间和空间是一种自由流动的时空。一个圆场就是人行千里路，一个趟马就是马过万重山，演孙悟空的演员翻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它首先体现为场与场之间时空的流动，主要采用连续性的人物上下场手法来体现，不同于西方写实戏剧的分幕和分场结构。戏曲舞台的前台和后台不是全然断开的，它有联有隔，联者如川流不息，隔者不记时日和远近。一个上场一个下场，空间上可以相隔三步五步或千里万里，时间上可以是瞬息之内也可以是十年八载。南戏《幽闺记》演兵荒马乱中王瑞兰母女和蒋世隆兄妹被冲散的场景，连续用了7次人物上下场来完成，其间的时间地点一直在变，既渲染了慌乱情形，又交代了人物处境。芭蕾舞剧《白毛女》借鉴了戏曲的手法，让年轻的喜儿在一个下场一个上场之间，满头青丝就化作白发飘飘，收到很好的现场效果。戏曲时空的流动特性，还体现为同一场戏中时空的流动，它采用圆场、转场、唱念、歌舞的虚拟表演，塑造出舞台上流动的时空画面。南戏《张协状元》里张协赴任，转一个圆场，唱几支曲牌，人就到了相距数千里之遥的五鸡山，时间也度过了一年半载。京剧主帅在台中屹立不动，喊一声“发兵前往”，锣鼓一敲曲牌一奏，8个龙套围着他转一圈，再喊一声“人马列开”，就算十万人马经历了长途行军到达征战地点。这就是戏曲的时空自由特性，阿甲将其精辟地归纳为“无穷物化时空过，不断人流上下场”原理。

戏曲演员用身段动作创造空间结构和时间流程，就对舞台时空采取了一种超脱的态度，既不考虑舞台的空间利用是否合乎生活法度，也不追究剧情的时间转移是否符合常理，戏曲因而拥有了时空伸缩的自由。一个圆场就是人行千里路，一个趟马就是马过万重山，演孙悟空的演员翻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空城记》里诸葛亮在“城”（以布作城）头弹琴，司马懿在“城”下倾听；《长坂坡》里曹操立在桌子上表示在山顶观战，赵子龙在桌子前趟马表现七进七出救取阿斗，现实空间就被缩小，戏曲空间就被扩大了。戏曲经常运用唱腔揭示人物心理，时间往往就被拖延。豫剧《三上轿》里崔氏被仇人逼娶，怀揣利刃准备为夫报仇，但她不舍丈夫灵位，挂念年迈公婆，惦记襁褓中的娇儿，一次次上了轿又下来，声泪俱下地唱出自己内心的极度痛苦和矛盾。现实中的片时犹豫，被人物拖腔和表演十几分钟不止，其效果却是唤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京剧《乌龙院》里“坐楼杀惜”一场则是时间压缩的例证。宋江、阎惜姣被阎婆倒扣在卧房里过了一夜，实际所用舞台时间约为一刻钟，所表达的剧情时间却经过了4个更次8个小时，相差三十余倍。《空城记》、《四进士》、《文昭关》、《生死恨》、《荒山泪》等戏，也都灵活运用了这种时间压缩法。这样的戏剧现象在西方写实舞台上不可能出现，尤其“三一律”规则要求舞台时间要等同于实际生活时间，更不可同日而语。

戏曲甚至还可以采用类似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法，把不同时空的事物在舞台上共同表现，造成场景的时空交错，这更是它的一大发明。《张古董借妻》里，张古董把妻子“借”给李天龙，冒充李新娶的妻子，到李的前岳父家去赚盘缠，张古董后悔又追去，被关在了瓮城里。于是，舞台上一头表现张古董在瓮城猜疑自己老婆和李天龙睡觉而心急如火，另一头表现他妻子和李天龙被强留住宿碰到种种尴尬，两边一递一轮对照表演，营造出强烈的喜剧效果。吕剧《姊妹易嫁》里虚空的舞台一头代表楼上一头代表楼下，楼上姐姐撒泼使气、摔镜子扔东西地不肯梳妆上轿，楼下未婚夫毛娃听得一惊一乍心灰意冷。戏曲舞台上运用最多的时空交叉法还是“追过场”手法：前面的人逃，后面的人追，二者同在一个舞台上跑圆场，路线还互相穿叉交织，不仅使不同空间的画面得到同时呈现，而且极大渲染了环境气氛。今天的实验戏剧多有借鉴这种时空交错法的，总能收到奇特的现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