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多年来，在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将对清代政治史的关注点转移到满洲、蒙古、新疆等所谓“内陆亚洲”地区，认为清朝统治的成功关键在于其对边疆地区的成功经营，在于成功地保持满洲认同、满蒙联合，亦即满人的族群特性而不是接受“汉化”，甚至以往被认为是满族皇帝倾慕汉文化最主要表现的“南巡”，也被解释为是“满族特性”的典型表现。这些把“满族”作为历史主体的研究将清朝历史置于世界史范围中去考察，显示了清史研究从中心到边缘、从中原到边疆的某种转变，而同时也都涉及到清代“民族、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在本次会议上，众多海内外学者在充分肯定“新清史”研究所具有的特色和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对其中的诸多观点提出郑重的商榷和尖锐的批评，认为清代满洲人虽然保持了自己的民族认同，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同样非常深刻，对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中国”概念的使用也已经非常普遍，而且越到清代中后期，这一特点越加明确和强烈，并得到世界各国包括国际条约的普遍承认。濮德培、欧立德、米华健、张勉治等几位美国“新清史”的代表人物均出席了会议，并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国内学者的意见和建议，重新阐释了以往的有关看法。
对清代政治文化的探讨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它显示了社会文化史与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互动与结合。学者们所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清朝帝王庙的祭祀、19世纪清朝国家的悼念活动、清儒考证“明堂”的政治含义、北京庙会的多民族政治文化内涵、“汉奸”词义的演变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清朝皇帝的正统观与教养观、灾异论与清代王朝认同的关联、心性之学与大臣之道、康熙南巡与杭州西湖景观建设的关系、清末民初的中西联姻与国家认同、清代中国和日本教科书所提供的近代人种学知识及其意义、清末传入政治经济学知识的路径、李岩的故事如何被清代史学家接受、黄帝的偶像如何塑造和延续等等。这些研究，大多反映了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影响与运用。有的学者还结合清代历史，大胆提出或深入阐发了诸如“学者型官僚”、“技术官僚”、“清代皇家新儒学”以及“中国跨体系社会”等新的解释历史的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
清代政治与官僚制度的关系以及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措施是此次会议的又一主题。近些年来，清代政治史的研究呈现出弱化的趋势，研究者更多地将注意力从对政治斗争、权力关系和政治事件的考察转移到对关乎国计民生各个方面问题的关注。此次会议上，不仅有专家对八旗制度、科道制度、外蒙古捐纳制度、属州制度、养民蠲租、盛京围场捕牲等制度进行详细考察，而且还有学者在新的史料支撑或新的理论影响下，对明清易代、雍正即位、乾隆朝江南河务和海塘修筑、金川之役、包村事件以及总督、外务部大臣等官僚群体等问题作了新的解读。总的说来，上述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关注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反映了此次会议呼吁“回归”政治史，并进而探讨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如何“回归”政治史之路径的自觉关怀。
此次会议是海内外学者第一次就“新清史”展开直接对话的重要学术会议，会议讨论热烈、深入，并在一定程度上就相关问题达成了某些共识，真正达到了学术交流的预期目标，受到与会学者的一致好评。或许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会议将对清代民族和国家认同问题的有关认知产生影响，经历过“新清史”挑战之后重新在新的高度回归的“国家认同”，已经成为清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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