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争使中国与世界重新认识了彼此。
●中国对日本侵略的顽强抵抗使美、英等反轴心国终于意识到，中国是世界抵抗侵略的前哨，是远东地区极具战略价值的抵抗侵略的堡垒。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促成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和提高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来自50个国家的153名全权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顾维钧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由此获得了体制性的确认。此时，距离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过八年而已。八年之前，有谁能够料到，一个面临着重重民族危机而苦苦挣扎的东方弱国，八年后会名列世界“五强”呢？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在最直观的意义上，这是一场在中共领导下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自卫战争；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它又是一场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不仅打败了日本，消除了亡国的危险，还从盟国那里挣脱了不平等枷锁，获得了平等地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中国战略价值的重新认识
进入近代以来，饱经苦难的中国长久地徘徊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只是一块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而已，战略上无足轻重。正如美国史学家迈克尔・沙勒所说，在20世纪30年代，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不外是街头巷尾的洗衣铺，异国情调的餐馆或淡泊寡欲的农民。生活在那里的不过是一些“我们觉得无足轻重的人们”。
抗日战争使美英对中国战略价值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不仅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也对既有世界秩序，对由英美法主导的国际体系提出了挑战。中国顽强而持久的抵抗便具有了抵制日本扩张，维护国际秩序的世界意义。
随着战争的进行，美英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深。以往被轻视的只是被作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中国被越来越多地赋予了战略意义，成为其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正如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海军上将所说，中国的命运事关亚洲的未来，如果允许日本征服中国，那就等于放弃亚洲大陆，放弃对太平洋的控制权。是中国的抵抗挡住了日本军团，它们才没有向加利福尼亚进军。英美等国终于意识到，中国是世界抵抗侵略的前哨，是极具战略价值的远东地区抵抗侵略的堡垒。因此，支持中国的抵抗极为重要。缘此，美英等国逐渐放弃消极无为的中立政策，在太平洋战争前便已走上了援助中国遏制日本扩张的道路。
中国承担起大国责任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证实了中国政府有关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具有相联关系的预言，也将中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为一体。此后，中国活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舞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了一个大国的责任。择要而言，中国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为令人瞩目：
第一，两度遣师境外作战。在近代以来的中外间战争中，中国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对于战争，中国避之犹恐不及，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境外作战的记录。抗日战争改写了这一历史。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倡导建立反对轴心国的军事同盟，实施共同作战。不久，蒋介石就任盟国方面的中国战区统帅，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一切盟军行动的权力。为协防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尽管中国战场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缅甸防守战中，中国远征军虽英勇作战，但由于中英之间缺少战略配合，战斗以盟军的失败而告终。缅战失败后，部分中国军队退往印度，在那里经过重新整训和扩充，组建了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末开始，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发起了缅北反攻战。这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这一作战取得重大胜利，1945年春缅北地区收复。缅甸作战在中国抗战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第二，扶持邻国的抗日独立运动。作为东亚大国，中国重新负起了对于邻国的道义责任，支持邻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活动由来已久，抗战时期则给予了更为系统的支持。朝鲜抵抗力量的政治团体和武装力量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壮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扶助朝鲜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并积极说服盟国支持。开罗会议上，中方提出了保障朝鲜战后独立的要求，英方曾试图将战后“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之国家”的表述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但在中方的坚持下，保证战后朝鲜独立的内容被明确写进了开罗宣言。
中国积极支持越南独立运动。在中国境内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了大批青年骨干，这些青年骨干后来成为独立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积极扶持越南各独立团体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并努力居间协调。1942年10月，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同样，中国也在努力争取盟国支持越南战后取得独立地位。
第三，努力调解英印矛盾。如果说中国对朝鲜、越南抗日力量的支持，尚可寻找某种历史情结影响的话，印度并非历史上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则更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国际意识的增强。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处于尖锐对立中的印英当局与印度国大党为战争大局作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中方希望印英当局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希望国大党暂缓提出立即独立要求，放弃不合作政策。由于英印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蒋介石此行未能取得成果。开罗会议时，中方再次提议“中、美、英、苏联合发表宣言，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殖民主义在战后亚洲继续存在的立场。
第四，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政府有关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要早得多，绝不仅仅是单纯呼应美国提出的构想，而是有着自己的主动思考。1942年中，中国有关方面便已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人们认为，过去的国际联盟已不能发挥效用，应该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国际组织。而在反轴心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中、美、英、苏四国应在战后继续发挥特殊作用。中国方面的这一构想与盟国不谋而合，它最终被融入联合国宪章之中，成为联合国安全架构的一项核心内容。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中国代表团在会议讨论中注意主持公道。如在讨论战后托管问题时，对于托管制度是否以独立为最终目的，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小国代表主张托管领土应朝着独立或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英法美澳等国则持反对意见。中国代表团支持小国的意见。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代表团的公正态度，为建立新的托管制度作出了贡献。修改后的联合国宪章强调民族自决原则，在第一条中明确将自决原则宣布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中国国家主权的恢复与巩固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是国家外交的两个主要方向。与其他大国不同，中国在成为“四强”之前，尚是一个受不平等条约束缚的弱国，在法理上是一个不完全主权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也大有进展。
一是实现废约。不平等条约是横亘于中国与其他盟国间的一道鸿沟，它使中国在法理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自1943年1月起，中国陆续与英美等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列强享有的治外法权、租界、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等在华特权，收回了过去所丧失的诸多国家主权，使中国成为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一个在国际体系中不再低人一等的正常国家，取得了在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中国这一争取国家平等的要求自民国以来努力20余年而不可得，抗战期间终于实现了这一目标，挣脱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实为全民抗战之功。
二是收复失土。其时，中国被日本占领的领土可分为三类：一是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的日本占领区；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沦陷的东北，日本在这片领土上已经扶植建立了“满洲国”；三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割让的台湾及附近岛屿，这一领土已经被日本吞并，成为日本的“国土”。抗战前期，在大片国土沦丧的情况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战争能够打到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便已是大吉，收复东北只是一个美好的信念，而收回台湾则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随着战局的好转，中国不仅坚持收回东北，还提出了收回台湾的要求。中国严正对待盟国中出现的有关东北、台湾主权问题的杂音，不使美英领导人在这一点上产生动摇。结果，中国不仅收回了15年前被日本占领的东北，还收回了50年前被日本割占的台湾及澎湖地区。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落得了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结局，不仅要撤出战争以来所占领的中国领土，还吐出了半个世纪以来它所侵吞的果实，近代以来它对中国的领土侵略得到了彻底的清算。回头来看，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战前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不是没有可能：东北可能成为中日之间长期争议的话题，而台湾则可能无限期地成为日本的国土。
三是巩固边疆。在考虑收复东北、台湾等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考虑加强对已在相当程度上失控的边疆地区的控制，而这些地区主要受盟国的影响。作为中国盟友的苏联和英国，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边疆有着传统的影响力，是这些地区对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幕后支持势力。例如，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与苏联的关系异常密切，甚至曾提出加入苏联的主张，而与中央政府则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央政府的号令无法进入新疆。抗战后期，中央政府利用盛世才与苏联之间出现的矛盾，因势利导，积极应对，促成了新疆的内向，由此结束了新疆半独立的状态。
中国大国地位的形成与确立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重要军事价值，促成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和提高。抗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可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提升的三级跳。
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第一次体现是1942年1月1日反轴心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这一宣言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正式形成的标志性文献，有26个国家签署，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中国领衔签署如此重要的国际宣言，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国国家地位的一大跃进。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基本上是在别人拟定的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上签字，有时甚至不得不被迫在有损自身利益的条约上签字，而今以领衔国的身份签署如此重要的国际文件，这是近代以来前所未有之事。
26国宣言发表后不久，“四强”一词便开始出现。《中央日报》1942年1月6日的社论便采用了“四强”的说法。该社论称中国领衔签约“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今日整个世界之中，我们已是四强之一，中美英苏不但是现在反侵略阵线的四大主力，并且是未来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的国际地位从未有达到这样高峰。”社论反映出，中国意识到了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其内心深处愿意并盼望承担起大国角色。
1943年10月参与签署《莫斯科宣言》及稍后举行的开罗会议，可称为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第二跳。中国与美、英、苏共同签署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向世界宣告，为了保证由战争迅速而有秩序地过渡到和平并建立与维持战后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与美英苏一起对战时和战后问题负起重大责任。莫斯科宣言的发表，使中国的大国身份有了更为明确的文本依据。它确认了中国作为盟国“四强”之一的地位。
稍后在11月下旬，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近代以来的国际会议中，中国总是处于受人宰割或任人摆布的地位，对国际事务鲜有发言权，更无论决策权。中国对国际事务谈不上有任何发言权。这一次，中国首脑与美英首脑以平等的身份会晤，共商世界大事，本身就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会议所发表的宣言，也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人民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开罗会议明确宣布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这使台湾回归中国获得了有力的国际保障。会议对战时和战后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对此后世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联合国的成立及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再一次提升及中国大国地位的体制性确认。此前的“四强”之说，如果说尚是一种认知表述的话，那么，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是一个制度化的认定。它从组织架构上确认中国已进入大国行列，在战后的世界里中国将要承担起它被赋予的巨大责任及权利。这一责任，全世界只有五国享有，其他任何国家不可企及。至此，中国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拥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席位。
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此后的各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的机制和活动舞台，它将长久地影响着国际政治生活。这一体制性的安排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中国于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影响深远。我们至今仍在受惠于这一历史性的遗产。
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历时百年之久。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一个被迫进入国际社会、从国际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地带的转变过程。抗日战争使中国与世界重新认识了彼此。世界认识到了中国的潜在力量，认识到了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的战略意义。中国也意识到，中国的和平与安全与世界密不可分，只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谋求集体安全，才是可靠的安全之道。在旧的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新的国际体系的创造，并由此而在国际事务中担当一重要角色。这一巨大的转折在几年前的战前都还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还应该看到，尽管中国国际地位在战时已有急速提升，但相对于盟国其他三强而言，中国仍处于弱势地位。雅尔塔协定的产生及此后中苏同盟条约谈判中中国的尴尬境地便充分说明了中国的这一地位。中国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抗日战争只是中国走上大国之路的起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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