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提醒大众要注意“棒杀”和“捧杀”。原因是对于“棒杀”,人们是警觉的,而“捧杀”则容易温水煮青蛙,如典故《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当今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等重大事件上,中国的发展模式、制度优势因其独特的魅力、作用和效果,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高帽子不断被扣到我们的头上,诸如“世界经济领袖”、“G2”、Chimerica(中美国)等等。客观讲,我们要理解甚至尊重西方的一些顾虑、一些夸大,毕竟和平崛起,以及崛起后如何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是两个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的命题。“捧杀”和“棒杀”,一曰中国责任论,一为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硬币的一面是中国威胁论,西方部分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群起而遏制。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责任论,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即中国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所谓责任,就是要各尽其责。从中国经济来看,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内涵。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对世界的贡献。这种贡献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中国发展好了,就等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了,这是对世界共同发展的最大贡献。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的探索,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社会实践,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进步,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一种新的选择。第三,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积极发挥制度优势、沉着应对、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第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调控水平,实现保障民生。一个更加稳定、更加繁荣的中国将为全球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热土。
从全球治理来说,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外延。即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责任必须体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基本定位。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经济总量、资源总量、消费总量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被13亿人口基数一除,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美元,排在世界98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93%,日本的9.25%。在农村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有近2亿的富余劳动力;在城镇有2000多万人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每年还有2400多万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近650万人之多,几年下来仅需要安排的大学生人数就要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列的“中国责任”清单中,一方面许多诉求已明显超越了中国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很轻松地忘掉了自己应负的责任。正如美联储前高官维森特・莱恩哈所言:“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倾向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这是一种典型的“瓦漏怪椽子稀”做法。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避免损害其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同时帮助它们维护国际新秩序。事实上,中国对待善意的中国责任论,一直坚持和践行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理念。对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及道义原则的“国际责任”,中国积极承担。例如,共享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动东盟自贸区建设、减免非洲债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参与维和、反恐等等。但是,中国责任决不是一种被强加、依附于别国的所谓责任。中国的责任明确而清晰:共担责任、责任均衡。它既是维护和保障中国核心经济安全和核心利益的责任,又是推动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责任。这种均衡责任观是中国智慧下的一种和谐,一种天道。绝不是佐利克先生曾在2005年大谈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所必须肩负的那种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的“战略责任”、“外交责任”、“经济责任”、“军事责任”和“政治责任”,其实质是期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步调和节奏纳入其主导的战车,为其全球的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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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责任论的由来
2005年9月,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正式提出中国责任论。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新的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密切的伙伴、增长的责任》,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中国责任。此后“中国威胁论”演进为“中国责任论”,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新视角。
国际金融危机后,部分西方媒体、学者和政府,不切实际的、不合理的要求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其实质是期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步调和节奏纳入其主导的战车,为其全球的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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