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父亲与我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戴河。 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是个全新的命题。一个伟大的新中国建立起来后，爸爸和他的战友们面对百孔千疮的久经战争创伤的国家在谋划着理想中的将来。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对于刚刚放下枪杆的人们来说比打仗更深奥。
按照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在爸爸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开始系统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北京是最先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那天，在曾经主持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爸爸从工人、店员、农民和工商业者代表手中接受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喜报。随即，天津、杭州、哈尔滨、上海、长春……全国各大中城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喜报接踵而来。
包括农业改造的三大改造的高潮在全国已经兴起。爸爸非常高兴，他对秘书田家英叔叔说过：“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也没有这样高兴。”
爸爸为成功而喜悦，却没有为之陶醉。
合作化完成了，下一步还怎么走呢？
很明显，这一步的迈出是仿照苏联的结果，这个样板在苏联是成功的，但运用在中国，就自然有了些警惕。
在那一段时间里，爸爸不停地听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汇报，以了解情况。而那时，我正度着自己天真的少年时代。
不久，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令西方震惊的大事。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后果。
西方世界为此大做文章，说这是“社会主义失败的标志”，这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震惊不已。
爸爸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肯定了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的斗争，同时指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
对于爸爸来说，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并不奇怪。因为他在1955年就提出了以苏为鉴。苏共二十大使爸爸对斯大林问题以及苏联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反思。因此，“以苏为鉴”的思想明显起来了。
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爸爸做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理论已经突破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
走出苏联的模式谈何容易？
急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本来是想在15年内完成的事情，竟然压缩到3年里完成了。这短短几年的改造，建立的所有制结构又是那样的单一，这本身就是一种缺陷。
但是，这是走出苏联模式的一个初步结果，随之而来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爸爸为此而兴奋。这一年他畅游了长江。写下了这样一首《水调歌头·游泳》词。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党的八大召开了，历史处在一个转变的关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几亿中国人进入社会主义，党的八大将怎样把握这次历史机遇呢？
八大上确立的八大路线，它比《论十大关系》更丰实、更具体、更全面。
1957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小规模的罢工、罢课和退社风潮，知识界并不平静。爸爸发表了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但是知识界有的人说了一些过头话。这使爸爸无法平静地接受，接着就有了全国上下的“反右”斗争。
爸爸的心理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仍然尖锐。随着“反右”斗争的大规模展开，他思想的偏差就发展起来了。
他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结论，开始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种思想随着他的莫斯科之行而走向了极端。
人所共知的1958年大跃进带来了多么可怕的经济后果，有那段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其惨痛的程度。
一天，爸爸的卫士马维从家才回来，带来一个窝头。这个窝头又黑、又硬，掺杂了粗糙的糠壳。爸爸费了好大劲才掰开窝头，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不一会儿，爸爸眼圈红了，泪水流了下来。
马维说：“乡亲们就吃这个东西！”
爸爸叹了一口气，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人尝一口，他声音哽咽地说：“吃啊，这是农民的口粮，是种粮人吃的口粮。”
爸爸为此陷入了痛苦之中，他常喃喃地说：“怎么是这样的呢？翻身了，人民当家做主，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嘛。”
爸爸不能允许花太长的时间来改变中国的面貌，于是，“大跃进”就走向了更远的歧途上去了。
我和令华结婚时，爸爸是从庐山会议上赶回来的。
爸爸在那次会议上是准备纠“左”的，但由于彭德怀拿出了“万言书”，结果纠“左”又转向了“反右”。
1960年12月26日，是爸爸67岁的生日。
爸爸坐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眼望着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实情的报告，心情十分沉重。
他点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烟雾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爸爸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学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那天下午，爸爸和几个人一起围在桌前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多放了一些油。爸爸的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菜就又放下了，他用目光扫视着他们。
“现在，老百姓遭了殃。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爸爸的声音迟缓沉重，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听者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然。
爸爸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李银桥：“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地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
这一顿饭，爸爸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别人也吃不下去了。
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爸爸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劝爸爸喝下去，然后劝爸爸睡一觉。
“睡不着啊。”爸爸悲凉地说，“全国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着啊！”
爸爸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了解，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所以，无论是在长征路上、在陕北、还是在全国解放后进北京，他从没有忘记人民群众。在对我们的教育中，更是强调要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依靠群众，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群众，尤其是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爸爸更是念念不忘人民群众。
当年，周恩来伯伯曾难过地对一些干部讲：全国人民生活困难，主席落泪了，他不吃肉，不喝茶……困难时期，爸爸确实如此。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爸爸那开朗、豁达的性格像是有些变了，变得寡言少语，我们也很少听得到那乐呵呵的笑声了。
爸爸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他常常是独自一人在那里久久沉思。
平时，爸爸最爱吃猪肉了。为此，周伯伯也曾多次动员爸爸吃一点猪肉，爸爸用极低沉的声音说：“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呀！你不是也不吃吗？我们都不吃。”
晚年的爸爸就这样在痛苦中品尝着他思想的苦果。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来到我单位，给我送来一本《东周列国志》。
“我没有和领导要这本书呀？”我不解地问。
“是主席让我们给你送来的。主席要你们好好读读此书。”那位同志把他的来意告诉了我。
“谢谢！叫你费心了。”我说。
我心里纳闷儿！爸爸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让人给我送这本书呢？
在这个时候，要我们读《东周列国志》，这是为什么？我百思不解其意。当时我想，等见到爸爸时，好好问问他送给我这本书的深刻含义所在。但事一搁下来也就忘了。再见到爸爸时也未问及过此事。
事后我想：爸爸可能是在告诉我，要正确理解、认识当前的运动形势，要把目光放远些，让我们自己去历史地、辩证地去辨别当前的是非与曲直吧！再深的意思，我也想不出来了。
大概是物极必反，乱中有治吧！
我深深地感到，晚年的爸爸在思想上是极度痛苦的，他致力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结果却走了一段弯路。
让我看《东周列国志》，是想让我理解他的思想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