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北大就赶上了反右斗争。放暑假了，系党总支让我们几个同学组织个小组，批判冯雪峰。他写的《回忆鲁迅》我们早就读过，在我们心中，冯雪峰那时候是党的代表，与鲁迅一家相处得很好，还有一张两家孩子合影的照片，可见关系不一般，可他怎么会反鲁迅呢？
关在宿舍小屋，我们几个同学，挥汗如雨在读冯的《回忆鲁迅》，看了几遍也找不出冯雪峰是怎么居心叵测地反对鲁迅。实在没辙了，我去章廷谦（川岛）先生家求教。他想了想说：“这样吧，你们去许广平先生家谈谈，我介绍。”说完还写了封短信。
到了北海东边的大石作，应声开门的是她的秘书。听了我们的说明，他皱着眉说许先生正患牙病，不能接受采访。我们不甘心，一再请求说好话。秘书先生为难了，说进去问问吧，结果一问便准。也没掏章先生的介绍信。
许先生把我们接进客厅，笑着说，别人不见，北大的同学是一定要见的，这是周先生早就订下的规矩。
说学习，问生活，还问川岛先生的身体可好，像一位久别重逢的慈母，我们如同走回家门。说到批冯，她沉吟了一会儿说，要说不一样吗，也有，就是到冯雪峰的家里，墙上挂着很多鲁迅先生的像和鲁迅写的字，不像我这里。我们注意到了，门庭里只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写的诗，记得录的是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突然许先生把话题一转，说：“其实鲁迅先生也是可以批判的。”
我们听后一惊，赶忙申明是批判冯雪峰，不是鲁迅先生。她说，世无完人，更何况鲁迅先生生活在那样内外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过批判之前要先把鲁迅先生的书读读，要了解那个时候的社会，这是很重要的。比方说，鲁迅在文章中常用“绍介”这个词，有个青年来信批评鲁迅先生写错了，应该是“介绍”。岂不知，“绍介”的写法古已有之。当然，这么说也不是叫你们掉书袋，非要写“绍介”，向人家显示自己有多大学问。
大家笑了，似乎明白了一些。这时，两大盘冰镇西瓜端上桌，众同学大开朵颐。许先生笑坐一旁，很满意。
说到上海的生活，广平先生说，那是鲁迅先生斗志最旺盛、战果最丰硕的光辉十年，仅杂文就出版了整整10本。不过这十年的内外斗争也最复杂、最艰苦。他常常为意想不到的营垒内部的误解、攻击和造谣诬蔑所苦。有时夜深了他仍躺在阳台的地上苦苦思索。他肺不好，怕他着凉，可又叫不动他，急得我没办法。只得叫小海婴出去陪他。孩子懂事，静静地躺在爸爸身边的地上，也不说话。两眼望着天上的星星。最后鲁迅先生坚持不住了，他爱子心切，怕海婴受凉，抱起海婴回到卧室。你们可以想象，那时鲁迅先生的身边环境有多险恶、多复杂。
从书里和课堂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既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血腥镇压，又有营垒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和种种人事矛盾，设身处地去想，鲁迅先生确实要侧着身站立，随时应付来自前后左右的攻击。他单薄带病的身子要应付常人难以承担的精神重荷和写作任务。
广平先生的教诲启示了我们：知人论事是不可分的，不论世无以知人。回到学校，我们搬出《鲁迅全集》，认真地读起来，仿佛比过去领悟深了一层。再没有顾及批冯的事，好在系里也没有再过问。
文革后，冯雪峰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我们又断断续续看了文艺界一些老领导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回过头再想那次许广平先生的话，方明白她虽是苦口婆心的教诲却有难言之隐。今日再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更觉事理分明，眼前分外明亮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