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巧遇，使我与多丽·考克斯成为朋友。正因为如此，她们家里发生的一件大事——其全家同意让妈妈实行“安乐死”这么重大的事情也告诉了我，并让我在执行“安乐死”前夕，去她家和她家至亲好友一起，出席和亲历了与考克斯的告别仪式。
几年前，初识考克斯时，也是多丽建议，去她家过复活节。那天我由于晚上还有外事活动，只同意下午去做客，吃到了多丽妈妈亲自烤制的可口杏仁泥点心和草莓蛋糕。
考克斯是一位身材高大，有着高高的颧骨和凹陷眼窝的老人。她本是一位在高职教书的教员，精明、健康、和善。厅里挂着她与学生的合影，看得出她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后因身体多病而改在一个储蓄所里做半日工作，直到病情日益加重不得不用她自己的话说“退下阵来”。作为一个晚期癌症病人，经常的、永无止境的剧烈疼痛折磨着她，也给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丈夫带来重负。
虽然，荷兰官方一直在听取医生和病人的意见，正在酝酿“安乐死”已经不止10年了。但政府一直未出台一个真正“官方”的法律，直到今年4月11日荷兰议会正式通过“安乐死”法。然而，谁心里都清楚：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关心因剧烈疼痛难以活下去的病人。只要病人本人提出来，家属同意，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医生同意，就可根据病人要求在家里或医院实施“安乐死”。
在这次为考克斯实行“安乐死”的头天下午举行的隆重的告别仪式上，我是唯一的外国人，但多丽全家把我看成中国来的“编外家属”。告别会上，考克斯显得极为慈祥，深陷的眼睛做出笑容可掬的样子（说实在的，令人看了心酸），心情极为平静。后由于看到十多位亲友的到来而稍稍有些激动。
这一天，家里的大厅显得十分精致、温馨，好让考克斯在临别以前感到亲情和谐、圆满的气氛，让她无憾而去。大餐桌上早已铺好了考克斯喜爱的洁白的两边角上饰有蓝色小花朵的桌布，点燃着蓝色的小蜡烛。正中放着不同形状的两个银壶，一个是茶壶、一个是咖啡壶，那银色的餐具、饼盘与饼铲等都在大吊灯下熠熠发光。与此色彩相配，考克斯先生特意穿了一身深蓝色的西装，显得特别得体。
关键的时刻到了。被请来的考克斯太太的家庭医生和一直为她治疗的肝病专家福克主任突然严肃了起来。福克先生与同行对过眼神之后，站起来对考克斯太太微笑、频频点头问候，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讲话。大意是：作为医生，我们愿意服从病人自己的选择。因为越是了解这种病也就越认为这是病情使然的“明智之举”。我清楚福克医生故意避免了那些“不太吉利”的字眼。之后，两位医生又保证第二天的“任务”一定圆满完成。我本以为这个告别仪式上，考克斯太太的丈夫一定会讲话的，然而非也。老人担心自己的告别讲话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使爱妻更加伤心，结果一切仪式“全免”。他只走到为妻子特设的半躺式的专座前拥吻了爱妻，轻轻地拍了拍她那有些抽动的肩膀。此时，多丽的哥哥打开了为母亲特选的几支曲子。这时，多丽和哥哥嫂嫂一起，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妈妈，我们爱您”，然后是考克斯的姨妈、妹妹等人的祝福。多丽要哭，考克斯也快支撑不住了。考克斯先生心灵眼快，赶紧说：“来，亲爱的，让我来帮你切蛋糕吧！”当然，不管考克斯能不能吃下去，第一块又薄又小的一片是给爱妻的。
两位医生担心病人支撑不住而劝她回卧室了。大家继续谈话、喝咖啡和一种甜酒。此时，我听到了福克主任的安排：第二天上午的9点半钟他们到场。事先请家属为考克斯太太梳洗完毕、化好妆，漂漂亮亮地穿戴起来。在大家围床谈好之后，由考克斯先生向医生示意，“安乐死”可以执行了——由福克主任为考克斯夫人注射，很快，转瞬之间这一任务就完成了。福克医生又一次告诉考克斯：“放心吧！会是最圆满的结果。”考克斯紧紧握住福克主任和家庭医生的手轻轻说了一声：多谢了！
那天，离开多丽家之后，我的思绪仍停留在那个场面里：那蓝色的、温馨的烛光、那带有蓝色花朵的洁白桌布、多丽父亲那无可奈何的眼光，尤其是考克斯太太那坚毅的目光和慈祥、镇静的脸庞。是的，我想：荷兰不仅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国家，它也的确不愧为真正尊重人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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