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大半辈子，走南闯北，在文史界觅食，见过不少名人。我记忆力不错，脑海中保存着他们鲜活的音容，将来我在写回忆录时，会逐一写下他们的轶事。但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在特定的场合，有时我只与名人有一面之缘，却留下了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印象。
我在童年时，便知道著名出版家李小峰的大名。因为家中有长兄王荫在苏州读书时的几本文学读物，是北新书局出版的，版权页上都有发行人李小峰的名字。上了复旦大学后，读了不少北新书局的书，包括我最崇敬的鲁迅先生的早期著作。后来得知我很喜欢的中文系老师赵景深教授是李小峰的妹夫，又不免增加了一点亲近感。1967年1月，正是“文革”疯狂年代里所谓“一月风暴”狂风乱卷时，我因事去上海文艺出版社找一位老同学，登上楼梯，便听到从会议室里传出一阵阵“打倒吸血鬼李小峰”的口号声。我在会议室门口看到，已经年迈又很瘦弱的李小峰，低头弯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状甚狼狈。不时有人大声喝道：“你要老实交待是怎么剥削鲁迅的！”李老目瞪口呆，嗫嚅着，不知所云。于是又激起新一拨“打倒”声。当时我虽然还年轻，也受到极左思潮的毒害。但我几乎读过鲁迅的全部著作，出版商都是将本求利，说李小峰剥削鲁迅，纯属无稽之谈，便摇着头走开了。34年过去矣，李小峰已谢世30年。但批斗李老的那一幕，却常常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在眼前浮动，真是不堪回首。
聂绀弩是我很景仰的文学前辈，他的杂文，在鲁迅之后，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旧体诗创作，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82年5月10日傍晚，我约同事许敏女士去劲松住宅区拜访聂绀弩。这年春天，我去扬州、大丰、兴化、盐城等地，调查施耐庵史料，后来写了《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在《光明日报》发表，引起热烈争论。我知道，聂绀弩早在解放初就奉文化部之命与侯外庐、徐放等几位学者、作家，去苏北调查施耐庵史料，我想当面请教他一些问题。叩开门，说明来意，聂绀弩和夫人张颖热情地接待我们。聂老给我的第一印象，简直是活脱脱的当代屈原：黑瘦，憔悴。他耳背，我必须用大嗓门才能与他交谈。他艰于行走，衰弱到坐也困难，只能侧卧在床上，抽着烟，与我交谈。但是，他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说话直来直去，锋芒毕露。说到苏北的施耐庵文物、史料，他说“全部是假的！施耐庵子虚乌有，连影子都没有”。说起盐城的一位老学者，他说“那是三家村的学究，根本不懂什么，他提供的施耐庵写的曲子，是今人的伪造”。我说起京中一位著名研究古典文学专家关于《水浒》的观点，他脱口而出：“此人专门胡说八道！”他的这些看法，我不敢苟同，当然也无需与他争辩。于是聊别的。
说起我在文革中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监督劳动了7年，他叹了一口气，说：“唉，你还不如我呢。我坐牢也好，在北大荒劳改也好，都是和倒楣的家伙在一起，大家平起平坐。你在看守眼皮底下，日子太不好过了。”又说起让他烧饭，他何尝烧过饭？结果呢，他苦笑着说：“我烧出了火灾，把房子都烧了！只好去坐牢。”他指着夫人说：“平反以后，我们都落实了政策。我和老周都是全国政协委员。”眼神里流露出几分欣慰、几分自豪。临别时，他分别送给我和许敏一本刚在香港出版的旧体诗集《三草》，郑重地签名留念。没想到，头一次见聂老，竟成永诀。坦诚、正直、善良，目光炯炯有神，似乎是永不熄灭的火炬，这就是聂老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人生在世，总有弱点。我深知自己性格中的一大缺憾，便是孤傲，对于任何一个活人，我都不会轻易崇拜，哪怕他名满天下。这就导致我常常会与一些名人失之交臂。最遗憾的是，书法家康殷（大康）与我同住方庄，他喜欢我的杂文、随笔，我托朋友送他一本，他读后很高兴，很快托人送来他签名赠我的《文字源流浅说》。以后我又送过他一本杂文集，他托朋友捎话给我，说有本书要送我，希望见面详谈。但是，阴差阳错，主要是我疏懒，在康殷生前，我竟未能与他见上一面。直到友人告知我他的噩耗，并说临终前3天，他还向朋友问起我，我追悔莫及。追悼会那天，我扶病赶往八宝山，带了照相机、摄像机，将他的遗容永远留存。我直到康殷入殓，目送灵车驶向火化场，从视野中消失，才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八宝山。与朋友的一面缘，竟在朋友的身后，每念及此，都令我黯然神伤，惆怅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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