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后，张学良前去看他，口称“委员长受惊了”。而蒋却厉声道：“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就命令你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办好了，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讲。”说罢伏在桌上，捂住耳朵，任你说什么不再答话。蒋介石拒绝谈话，张、杨拿他没有办法。而错综复杂的局势更令张、杨紧张和为难。
这时候，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如何处罚蒋介石：是杀，还是放？这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杀之，则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为日本侵略中国造成有利条件；放之，则可能促使蒋介石改变政策，推动民族抗战的兴起。
张学良虽主张放蒋，但在什么条件下放，什么时候放，并无成竹。西安方面意见也不一致。大多数人主张杀掉蒋介石，不能“放虎归山”，甚至连杨虎城也认为，放掉他，迟早会遭到他的报复。面对复杂的局势，张学良有点束手无策。他说：抓住蒋介石就像抓住一个刺猬，拿在手里扎手，放在地上又怕跑了。他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的身上，期待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在事变的当天，张学良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特别邀请周恩来前来，并说可派飞机前去延安迎接。
周恩来抵达西安已是晚上，张学良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公馆金家巷一号居住。通过周恩来透彻、精辟的分析，进一步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心。
第二天，周恩来又去拜会了杨虎城。杨虎城表示：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方面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针，从而为和平解决事变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被扣后，宋美龄为了解西安方面的真实情况，即派蒋的顾问端纳飞往西安。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任过张学良的顾问。他于14日飞抵西安，见到了蒋介石，呈递了一封宋美龄的亲笔信。信中专门写道：南京方面“戏中有戏”。蒋介石看了宋美龄的信，当着张学良和端纳的面就哭了起来。张、杨尚无杀他之意，倒是何应钦欲置他于死地，这对他不能不是一个震动。从此，他的态度有所变化。24日晚上，周恩来前去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叹口气道：“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蒋介石知道周恩来来见他，不做出一些明确的承诺是不行的。于是表示了3点意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宋、宋、张全权代表我与你解决一切问题；我回南京后你可以直接去谈判。宋美龄感慨地说，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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