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学后，正当城里的孩子们如期跨入学校接受知识熏陶的时候，另一个特殊群体、有“城市第二代移民”之称的打工者的孩子们，却正面临着重新失学、再度流浪街头的危机——许多曾自发组织并一度引起颇多争议的城市打工子弟学校，时下正处于被取缔的境地。
据北京晨报报道，9月1日起，北京市丰台区计划将区内大约50家打工子弟小学全部取缔，现已成功取缔了三四家；9月5日的《海南日报》报道说，19所没有取得办学资格的流动小学，被海口市振东区教育检查组作出取消办学的处理；8月29日的《浙江经济报》报道称，5所“民工子弟学校”近日也已被浙江省绍兴县勒令停办……
这些报道指出，有关部门对取缔这些“打工子弟小学”的一个共同解释是，这些学校校舍简陋，师资素质差，办学条件不足，且从未经过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属非法办学。取缔乃属正当之举。
对于取缔打工小学的做法，舆论界普遍认为，诚然，上述在办学上的“先天不足”，在所有打工子弟学校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甚至还相当严重。然而，是不是就以此为由，将这些学校“一棍子打死”，彻底取缔解除，却大有商榷的余地。在这一问题上，许多教育界人士早已取得共识：孩子有书读总比流浪街头成为文盲法盲好。对于一所因陋就简的打工子弟学校，首先不应苛求其硬件如何。打工者们站出来为政府分忧，社会各界理应多多支持。
的确，各地的打工学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并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是有其广阔的现实社会与文化的背景。对此，《南方周末》在早些时候的一篇“关注‘第二代城市移民’的教育问题”文章中评论，当前，大批涌进城里的农民，他们已不仅仅是一个个出卖劳动力的聚合体，也是一个渴求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渴求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有着正常需求的新移民群体。但城乡分割的体制、教育上的壁垒又把他们排斥在城市应有的教育保障体系之外。打工学校虽然条件差一些，但低廉的学费（一学期约需几百元），让大部分打工者愿意以这种“边缘”但平等的方式，使他们的孩子在城市受教育成为现实。
对于成千上百的打工者的子女亟需接受良好基础教育这一紧迫的社会问题，有关研究专家曾一直给予高度重视。他们认为，作为在城市成长起来的打工者的“第二代”，他们没有父辈的那种由农村到城市的社会经历，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是参照迁入地的标准，强烈要求自己的权利地位垂直上升。然而，城乡差别，加深了他们心中的被歧视感和对立感。如果不对他们进行正规有效的教育，是很危险的。所以，专家认为，诸如“多建一所打工学校，就等于少建一座监狱”的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
事实上，据了解，1998年3月，国家教委在《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规定，流入地政府应该承担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职责，允许社会组织和个人创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简易学校，对学校创办条件应酌情放宽。然而，各地教育部门在贯彻执行该办法的具体行动难以令人满意。据介绍，许多地区至今未制定任何相关实施细则。
在对待打工子弟学校的去留问题上，在对待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子女紧迫的接受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确应从提高全民族教育文化素质的全局出发，立足现实，探索更多切实可行、灵活变通的做法。任何不顾现实、以满足城市管理为由横加干涉的、简单生硬甚至是粗暴的做法，都是一种极为僵化教条的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对孩子们法定的接受基础教育权利的漠视和剥夺，甚至是一种严重的渎职，是应受到谴责的。
对此，一些教育界专家提出建议认为，政府有关部门首先应解决打工学校办学的合法性问题，加强扶持和投入。在此基础上，严格制定这些学校的办学标准和细则，对教学活动和教学质量实施有效监督，让他们在公平竞争中提高办学水平。同时，各地公立学校应大幅降低入学赞助费，成为吸纳打工者子女的主渠道。因为随着独生子女入学高峰的过去，许多学校会面临生源不足、教学资源闲置的问题。从长远来说，还有赖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乡二无结构之间壁垒的破除。
无论如何，关注打工者子女的教育，让孩子们能有一张安静的课桌学习，不再流浪街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因为，他们的命运，紧紧地包含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