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浦代英（作者），大妹浦云英（雷迅），小妹浦琼英（卓琳，后来成为邓小平夫人），走出云南巨贾家庭，走向了革命……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记载了这些岁月……
在缴了一百零四块大洋注册手续费之后，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就正式挂牌营业了。父亲亲自担任公司总经理。这一年父亲刚刚三十五岁。
父亲信心十足，锐意奋进。他充分利用在这以前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商业关系和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销售网络，很快就把公司的业务红红火火地搞起来了。
他首先在宣威建立了较为现代的火腿生产工厂，一是扩大了产量，二是在火腿的内在质量和产品外观上狠下了一些功夫，改变了以往宣威火腿“傻大黑粗”的形象，使之更加招人喜爱。他还连续派人到日本去学习制造罐头的技术，从法国购进了成套的罐头制造设备，很快就生产出了第一批火腿罐头。从此，宣威火腿、宣威火腿罐头就成了国人珍爱的特色食品，许多客商纷纷上门联系，要求提供货源或与宣和公司联营。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父亲先是在省城昆明，继而在湖北、广东、香港等地增设了公司分号，这样一来，成倍地扩大了火腿的销路。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就成为众商贾瞩目的颇具实力的大公司，其影响遍及全国，在国内贸易市场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父亲是一个不知道满足的人，既然公司的状况这样好，他就开始思谋着新的发展。
云南省省长公署鉴于“宣和公司欲将制成火腿输出外洋销售系为推广土货起见”，下发了第609号训令，指令蒙自关监督孙志曾具体办理这项事宜。孙志曾“照会法委，转商越关”，参考以往所定关税的惯例，为火腿罐头出口的税率确定为“值百抽五”。这样，父亲的火腿罐头出口业务也很快开展起来了。自此，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到它最好的时期，日产火腿罐头曾达到一千听。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大清帝国的腐朽统治尽管已经被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所推翻，但仍阴魂不散；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已建立起来，却又立足未稳，历史正在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滑稽剧：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各路军阀争夺地盘，混战不息；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腾出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更是变本加厉地开始了对中国的政治干预和文化渗透、经济掠夺。
这一切都表现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虽然有了中华民国这个招牌，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根深蒂固的封闭思想和文化，中国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梁启超1905年说的一段话，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当时的现实：“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20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训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在这样的年代，像我父亲这样锲而不舍地发展自己的实业，其中的艰难曲折不是外人能够想像的。
果然，一心要以实业报国的父亲，终于还是没有逃脱历史对于他的捉弄，他用心血和汗水浇灌起来的这棵实业幼苗，很快就被摧毁了。
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许多地方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割据状态，这样就造成了交通阻塞。而交通阻塞的结果，又给父亲造成了几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都是致命的：一、货品流通被阻，各地的公司分号就得不到货源，造成了一些分号事实上的停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分号不便做出裁员决定，这就无形中加大了营业成本，使本来就无厚利的买卖变为一场空忙。无奈，父亲允许一些无望在近期恢复交通的店铺裁员维持或干脆将店铺盘出歇业。二、即使某地能够维持，由于通货膨胀加剧，货品经过辗转几个月的流转，卖出去以后不但无银可赚，有时候简直是负利，商号进入进退两难之地。三、即使能够赢利，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兵灾匪患，各分号往总部汇拢资金也成了问题。而总部一旦不能够对资金进行统筹，便无从谈起对它的分配使用。渐渐地，总部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供应而陷入麻木、呆痴。
上述这些困难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事实上，自从父亲开始办公司的那一天起，这些困难就一直在搅扰他，他凭着他的智慧、力量、胆识、经验同这些困难一直在进行着搏斗。起初他占了上风，他比别的人强，幸运地站住了脚。他试图以扩大公司的规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以为他就要达到这一目的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命运之神会突然变色，对他露出一脸狰狞。
他仍然不甘心就这样落得个不了了之的结局，他还要挣扎奋斗，他对未来仍然怀着期望。
他开始针对公司遇到的困难对公司的经营做出调整，想方设法避开战乱地区，并且竭力扩大出口。经过近一年的调整，尽管没有根本地度过危机，账面上仍然是入不敷出，但整个的经营状况较一年前好了一些。
这时，又出现了雪上加霜的事情。
当时，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内部危机四伏，但在地方官员眼里却仍是一块肥肉，他们总想从它身上尽可能多地榨出一些油水来。民国九年（1920年），昭通、宣威两县同时通告父亲，加增罐头、火腿税赋，并以加强地方安全为由，要求父亲捐款若干。
这对于父亲不啻是当头一棒。
他曾经找人疏通，试图要求上方体恤公司艰难，减免税赋，未果；他又带上厚礼，当面向两县县长申述公司目前境况，请求减税，均被拒绝。万般无奈，父亲写信给当时的云南省省长唐继尧，诉说苦衷。
这封信是否起了作用，昭通、宣威两县的税赋是否被减免，我不得而知，但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却是实实在在的，这是这一年年底的事情。
父亲终于把公司破产的事务处理完了，尽管身上压着五六万元债务，他的心里轻松了。后面的事情一目了然：重新振作起来，还清债务，东山再起！
望着已经折算出价格、现在已经完全属于他的火腿厂的机器设备，他默默地沉思着。工厂冷清了，工人们早在几个月之前就都回了家，偌大的厂房里，只听见父亲一个人粗重的呼吸声。这个昔日的脚夫，曾经在云南的山道间威武一方的马帮，从心底里从来没有认输过。他一文不名的时候还有那么高的向往呢，现在他亲手创立了这么大的一份家业，手里还有这么多的设备，难道倒不敢做事了吗？这不是浦在廷！
他转身大踏步走出了厂房，随之就向家人宣布了这样一个决定：在宣和公司的基础上独立组建一个自己的公司！
当时家里的每一块大洋差不多都拿出来偿还了股东和债主，哪里有钱再来启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即使能够筹措到这笔钱，谁又能够保证未来的公司就一定赚钱？如果再一次破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我父亲决定要做的事情，是任何人也不能使之改变主意的。奇怪的是，一些旧的股东也支持父亲再一次组建公司的想法，并慷慨地拿出钱来，借给父亲做公司的启动资金。
父亲眉开眼笑。很快，一个名为“大有恒”的火腿公司就堂而皇之地在宣威挂牌营业了。
那一年我9岁。
后来的几年父亲怎样殚精竭虑地经营“大有恒”，我仍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
这是真正的背水一战：后退一步死，前进一步生。
父亲终于顽强地闯过了生死关——“大有恒”站住脚了。当时设在宣威的罐头厂曾达到日产火腿罐头三百听的生产规模，而他设在昆明的水果罐头分厂，也名声大噪，产品供不应求。公司启动时的一万余元资金在流通中迅速增值，现在又积累起了丰厚的资本。父亲不失时机地把“大有恒”公司转变为“浦在廷兄弟食品罐头股份有限公司”，扩大了经营范围和规模。
当时的社会条件并没有多少改变，在中国这块苦难的大地上，战乱仍然像恶疮一样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地发作着。也就是说，父亲的经营条件同以往的宣和公司相比从实质上来说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那么，他是怎样克服曾经使宣和公司夭折的那些困难，推动公司营销的呢？
这里，又牵涉到父亲生活中的另一面了。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商人，要想不和军界发生联系，而图谋发展，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早在1916年，我父亲就涉足了军界事务：这一年元月，陆军上将、前云南都督蔡锷以护国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军队经过宣威，需在宣威设兵站筹措后勤给养。当时我父亲是宣威县商会的会长，理所当然地被委任为兵站的负责人。那段时间，父亲负责为部队采买粮食、布帛、菜蔬等军需物资。他勤政廉明，一丝不苟，就像是处理自己生意上的事情那样。他运用起全部的经验进行筹划，把每一分钱都花到不得不花的地方，深得军界好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编纂的《宣威县志》对我父亲的工作有这样的评价：“……历来兵站员贤愚不等，地方长官能尽监督之责，俾其收支合度者固亦常有；或爱惜情面，听任所为，甚至与相勾结，从中渔利，以至控案迭生，纠纷不已，军队所发，人民所出，多归泡影，甚可慨也……时办兵站者为浦绅钟杰，入出清白，鲜有弊混……”
自此之后，宣威兵站几乎成为常设机构，并且一直由我父亲负责。
两年以后，民国七年（1918年），云南省督军唐继尧率领靖国军从四川凯旋归来路过宣威，他感念我父亲的功绩，亲手把一枚银质模范奖章授给了我父亲，并特意手书了“急公好义”的条幅送给他。
唐继尧，云南会泽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是中国同盟会会员。1911年，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与蔡锷一起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黑暗统治。1915年，在蔡锷的影响下，他参加了讨袁运动，组织过护国军。但蔡锷去世以后，他开始背叛革命，与北方的军阀勾结，妄图颠覆新成立不久的广东革命政府。1921年，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从四川回师昆明，唐继尧被迫出境。
连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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