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浦代英（作者），大妹浦石英（雷迅），小妹浦琼英（卓琳，后来成为邓小平夫人），走出云南巨贾家庭，走向了革命……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记载了这些岁月……
正是4月的天气，北平已经走出了冬季的严寒，进入了融融的春天。田野的麦苗开始返青，路边的花朵竞相开放，绿的、白的、黄的、粉的，一路上，满眼都是盎然的春光。
我和另外4个男同志（一个年长的有40岁左右，他是领队的）从北平坐上火车，一天一夜后到达西安。
下车以后，我们先找了一家旅社住了下来，然后，那个年长的男同志到北新街七贤庄红军办事处联系去延安事宜。
说到七贤庄的红军办事处，不能不多说几句。这里最初是中共中央设在西安的“交通站”，“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为边区采买物资、转送干部。当时“交通站”在德国共产党人、牙医博士海伯特的诊所的掩护下安全地工作了近一年时间。后来这里成为红军办事处。红军办事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孕育过程中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半公开机构，周恩来等几十位领导同志在这里协调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行动，稳定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发展同国民党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红军办事处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还承担了联络部、军委、外事等重要工作。我们来到西安的时候，它就是处在这个阶段。1937年8月，红军办事处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办”。那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大力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输送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进步人士到延安进行学习考察；领取、采购、运输物资到前线和陕甘宁地区等等。尽管我们来到西安时办事处还没有更名，但是它的主要任务已同后来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这5个人也就有幸成了“输送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到延安的一部分。
当然，柯庆施的那封亲笔信也起到了作用，总之我们当即就获得了批准，并且可以搭乘一辆汽车到延安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上汽车，向革命圣地延安进发了。
车上装满了食品和药品，只在车厢尾部留出了不大的一小块地方，几个男同志挤在那里。司机同志照顾我，叫我坐到了驾驶室里。
从西安到延安那时还没有正规的汽车路，一路上沟沟坎坎的，很不好走，我们走了3天，才到达延安。
比起我来，琼英他们去延安就难得多了。
8月8日，日本兵进驻北平，北平城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当时，很多有钱人、学生早已离开了，北大、清华也已撤离，琼英因为石英还在住院，没有走了。听说日本兵在街上经常侮辱女学生，琼英赶紧把石英从医院接出来，和李朴、方真夫妇一起住到了一处有钱人家的宅院里。这家的主人早已走了，因为院子比较深，又比较偏僻，她们估计日本人一时还不会搜查到这里，就在这里暂时安下了身。
住了几天，她们觉得不该总是这样躲着，应该想办法马上逃出去。但如何走，成了大问题，因为当时南下、西去的铁路都已中断了，只有去天津的铁路还在运行，几乎所有南逃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火车票特别难买。不少学生结队步行到南京去，琼英很想跟着走，又怕石英受不了。正在这两难之际，还是方真有办法，他叔父是安徽省省长，在北平熟人关系多，他通过这些关系，买到了几张火车票。
琼英她们马上收拾行李，把能扔的都扔在北平，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就匆匆上路了。她们进入火车站的时候，看到车站上到处都是日本兵，戒备森严。那些虎狼一样的日本兵，用占领者的蛮横眼光打量着每一个从他们眼前经过的人，看着谁不顺眼，就把那人从人群中拉出来，押送带走。
琼英和石英穿着普通的蓝布大褂，跟着方真、李朴，低着头夹在逃难的人群中走向站台。那时，她们的心里非常难受：祖国的大好河山，竟然让这些强盗如此蹂躏！
她们在李朴、方真夫妇的带领下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后悄悄地坐了下来。当时，谁都不敢多说话，日本兵还在车厢里来回巡逻。到天津路途并不算远，但她们对这次乘车的印象却很深刻。火车上挤的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真是凄惨极了。
从天津火车站出来，下起了大雨，沿海城市特有的狂风吹得人喘不过气来。天津大街上的屋檐底下，挤满了衣衫褴褛的人，都是没钱住旅店的难民。旅店里也挤满了人，要找住的地方极为困难。最后，她们在一个拥挤不堪的旅店里打地铺才住了下来。
她们一行9人，除了琼英、石英、方真夫妇外，还有李曾洁、张煜、苏继武和方真的弟弟方运孚等。在天津，她们又是通过方真的努力，买到了去青岛的轮船票。
轮船上的人很多、很挤，她们用一块床单铺在甲板上，总算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当时几乎所有的有点名气的人也都从这条道上走。
轮船开后不久就遇上了大风，船身颠簸得厉害，船上不少人都呕吐不止，石英尤其严重。大家都看不过去了，就在一起商量，能不能想办法在船舱里给石英找个座位？看见一个船员过来，琼英赶紧过去和他商量：“我们这里有个病人，吐得厉害，能不能给找个床铺，让她休息一下？我们可以付钱。”船员很爽快，说他自己有个床位，可以让出来，钱嘛就算了，不用付了。琼英非常感激。
遇上这么一个好心人，她们这一路再没受什么太大的罪。轮船到达青岛时，那个船员一直把她们送到岸上。
在青岛，她们首先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把石英反锁在房间，让她休息，然后，其余的人都到大街上去打探情况。
山东的道路还算畅通。听说山东省长韩复榘同情流亡的学生，还在一些地方开设了招待所，免费为流亡学生提供食宿。
由于平津的失守，山东的形势也一天天变得严峻起来。她们在青岛没敢多住，3天后就直奔济南。在济南，她们受到了流亡学生招待所的接待，吃住都由招待所安排。
她们在济南也只住了两天，确定了去延安的路线后，马上又上路了。走到徐州，方家的3个人和她们分手，回安徽去了，剩下琼英等6人继续西进。她们坐火车走郑州过洛阳，最后到达西安。
在西安，她们还是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这期间，石英的病又开始发作了。琼英想：石英目前的身体状况，莫说到不了延安，就是到了延安，听说那里是很艰苦的，她受得了吗？于是，她就和石英商量说：
“现在，我们有3个前途，一是在西安上联大，二是回云南上联大，三是去延安。你说哪个好？”
石英坚决地说：“那当然是去延安。我们千里迢迢从北平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去延安吗？”
琼英说：“延安条件很差，生活很苦，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我就是死也要死到延安，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石英斩钉截铁地说。
琼英听了石英的话，就说：“好！那我们就去延安！”
待石英的身体稍稍好转，琼英就和她一起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去延安事宜。
在八路军办事处，她们对那里的人说：“我们要到延安去，我们有个姐姐在那里工作。”办事处的人没有相信她们，因为当时流亡的学生太多了，要去延安的人也太多了，人员比较复杂，没法不戒备。办事处的同志要她们出具介绍信，她们拿不出来。怎么办？这下可急坏了我这两个心地单纯的妹妹。她们跑了数千里，满腔热情地要来参加革命，没想到西安竟然不接待她们。
石英说：“现在没办法证明我们的身份。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我们给八姐写一封信去，让她从那里开一封介绍信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延安了。”
琼英觉得这的确是唯一的办法，于是，两个人一起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她们目前的状况，要我一定尽快把介绍信开出来寄给她们。
那时候我已经在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收到了她们的信，很快就把信拿去给中央组织部看了。组织部的同志对我说，你写信告诉她们到三原去找冯文彬，他在那里办训练班，我们写个信给他打个招呼，这几个人到三原可以不经训练，直接来延安。我很快给她们写了回信，但那时延安到西安的邮路是很慢很慢的，她们没有等到我的信。
就在她们心急如焚地等我的信的时候，忽然听到了延安的陕北公学在三原招生的消息，她们很高兴。听说三原只招收民先队员，她们就在西安的住地找到了一个民先组织，请求那个民先组织给开了一封介绍信。拿到介绍信，她们二话没说，马上启程，步行了一整天，赶到了位于西安以北的三原县城。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旨在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延安的进步青年日益增多，为满足各地抗日斗争对干部的需要和知识青年的求知愿望，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这样一所学校。这个担子，落到了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的肩上。同年8月，陕北公学开始在延安、三原等地招生，1937年11月1日，在延安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成仿吾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在三原负责招生工作的是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冯文彬和胡乔木。
琼英她们到了三原，按照要求写了自传，还参加了可以证明她们文化程度的几次考试。
一周后发榜了，琼英和石英都在被录取的名单当中，和她们一起被录取的大约有38人。
正在这时，组织部给冯文彬的信冯文彬可能已经收到了，所以她们在三原没有参加训练，直接就被介绍到了延安。
没有汽车，她们只能步行去延安，然而这对于琼英和石英来说，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到延安，难道还怕这几百里路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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