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这位前主席（左）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2001年10月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刘盈福诈骗巨款近1.7亿元大案。此时，曾经威名赫赫的原“中国足协副主席”、广州足协会长、广州市“荣誉市民”、“广州银利贸易公司董事长”等20余个头衔的他，这天终于在法庭上低下那狡诈、“显贵”的头颅。
刘盈福原籍广东省台山市。他20世纪70年代赴香港闯荡，几年后创办了银利（香港）企业有限公司、香港盈福酒楼等企业。但在香港，他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
1985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刘盈福以港商身份第一个回到广州投资，创办了“广州市英利贸易公司”，后改名为“广州市银利贸易公司”。当时广州的投资环境好，很短时间刘就赚了一大笔钱。
钱包涨了，刘盈福自然想到立身扬名。据初步统计，自1991年以来，刘给内地的各类认捐超过5000万元，堪称乐善好施的典范。然而据后来查实，在刘承诺的捐赠中，真正落实的没有几个。1992年11月8日，刘盈福为兴建广州儿童科技艺术培训楼认捐350万港元，但实际只捐了100万港元。对广东省人才基金会认捐100万元，实际也只捐了50万元。
1992年，刘盈福来到广东省花都市，得到了该市107国道旁一块面积千亩的土地（刘实际上只买下约390亩），每亩价格11万元。刘盈福声称要在此兴建一座规模惊人的盈福工业村，并许诺在花都市建一座盈福图书馆和一个盈福妇幼活动中心。刘在香港算不上富豪，买地之后，办厂、赞助需要一大笔钱，钱从何而来？他决定以土地做抵押，从银行贷款。
1993年3月，刘盈福来到花都市，以作价2.5亿元的那1000亩土地为抵押，从花都市信用合作联社贷款5000万元，从该联社所属的农信工贸公司借款5300万元，从农业银行花都市支行贷款5700万元。
巨款到手后，刘盈福却没有在花都办厂。他一方面在广州、番禺、合肥等地投资地产和酒店，一方面又慷慨捐助体育及公益事业。1992年6月，他当上中国足协副主席后更是飘飘然，忙于在媒体上露脸，在社会上立碑。
1亿多元的借贷款一年期满后，刘盈福无钱偿还。债主们整天催讨不休。情急之下，刘盈福打起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歪主意。
1994年5月，为了一点好处费，某银行桂林分行某主任利用职务之便，违规给佛山市某公司经理段某贷款1200万元，段又高息借给刘盈福900万元。6月底，有关部门审计某银行桂林分行时，该项违规贷款露了“马脚”。该主任找到段、刘催债，但后者已是债台高筑，毫无偿还能力。
天无绝人之路，这位主任认识一个叫全春秀的“女强人”。“不如让刘盈福向全春秀借款后，还清银行的1200万元贷款，问题不就解决了？”主意拿定，该主任便找到全春秀，全春秀竟点头同意了，跟着主任来到广州结交刘盈福。
全春秀何许人也？全春秀，时任桂林市信利经济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谁也不会想到像她这么一个只有初中文化、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竟凭着自己在社会上混迹几年的老底，疯狂诈骗2.7亿元。
1994年6月，全春秀伪造证件、私刻公章，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灵川县支行证券营业部”的名义设立了“426”席位，采取“卖空”等手段进行诈骗。据统计，全春秀利用武汉426席位、北京CBLC席位共诈骗资金2.7亿元。在当时全春秀也成了广西大名鼎鼎的女能人、女富婆。
认识全春秀后，刘盈福马上想到自己经过几年的“摆阔”和经营不善已是负债累累，何不搞全春秀的钱？！
于是，刘盈福与全春秀搭上线，全春秀仅几次接触便被“刘主席”“重量级大人物”所折服。刘盈福见“鱼”上钩，便大吹自己在广州开有广州市银利公司等企业，正将投资巨款9300万元于广州市“中国会”饮食娱乐有限公司、番禺度假村等项目，并许诺付月息30‰。全春秀被“刘主席”的“大手笔”所惊呆了：“这刘主席才是搞大事业的人！”于是全春秀在没有任何抵押情况下，将9300万元转入刘盈福手下人提供的账户。
1995年6月，全春秀因诈骗2.7亿元巨款东窗事发，中国建设银行桂林分行清查灵川县支行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426席位时发现9300万元流入“广州市银利公司”，银行多次催促刘盈福还款。
为了欺骗桂林建行，刘盈福将在广东花都市的一块26.8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早已抵押给农行花都支行和花都信用社的土地再重复抵押给桂林建设银行，并向银行制定了“分期分批还贷款计划”。然而，这些计划都是一纸空文。
1998年6月，广州市中院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了一批长期欠债不还的“老赖”的名单。刘盈福因在8起案件中欠债1.7亿多元（不包括那笔9300万元的诈骗款），名列“黑名单”之首。而刘在广州的资产却不值几个钱。据知情人透露，刘盈福在广州并无实业，就连刘盈福的别墅住宅也是向某协会租的。
1998年9月，全春秀因诈骗资金2.7亿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全春秀“倒台”使刘盈福深知“大祸”将降临自己，于是逃窜躲避。桂林警方为此展开对“刘主席”的追踪，向全国进行追捕。2000年5月31日，桂林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了警方对刘盈福的逮捕决定，桂林警方执行对刘盈福的逮捕。
一名熟悉刘盈福背景的人士称：刘盈福曾是广州市房管系统的一名普通钢筋工。据刘赴港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单位广州市机关用房管理所（简称机管所）任副所长介绍，他当年与刘是同事。60年代末期，刘盈福在市机管所里下属的工程队当工人，主要负责扎钢筋的活儿，老任正是工程队的队长。对于刘后来发家成了名人，任副所长表示“十分意外”。
有趣的是，任副所长在刘盈福走后，曾经三次在街头和刘偶遇，有一次还是在香港。每次刘盈福都“亲切”地下车，和任握手相认，点头寒暄，然后各走各路。
在公开场合，刘盈福不止一次地声称自己持有秘鲁国的护照。然而被桂林警方讯问时，却不能提供任何证明。据了解，广州市荔湾区有关部门曾经对刘的户口进行过调查，但这事被刘盈福知道后，刘十分恼怒，通过有关途径施压，使该位曾调查刘盈福的干部差点受到处分。因此，刘盈福究竟是秘鲁人、香港人还是广州人，至今还是一个谜。
除户口外，刘盈福的档案在哪里也令人迷惑。机管所干部负责档案管理的刘主任称，在两年前清理档案时，作为已经离开的人员，刘的档案已经被送到市房管局保管。但市房管局组织部的张女士说，经她查阅，刘的档案并不在房管局。
据一位和刘盈福打过交道的知情人士透露，刘盈福在到市机管所上班之前，曾经劣迹斑斑。
一位曾在十多年前查过刘在房管局的档案的人士称，在刘的档案中有他详细的“前科”记录：他曾经偷窃别人的衣服和洗脸用的铜盆，拿出去卖些小钱；也放过黄色录像赚钱；还冒充公安到别人家里调解家庭矛盾，并收取调解费；他在原单位担任房管员时，把手下的公房私自出租，收取租金，把收来的钱大吃大喝花光。
刘盈福曾经通过各种途径宣称，在香港有三种老板：一种是有钱又有名的，一种是有名没钱的，还有一种是有钱没名的。而他自己就属于第三种人。
据一些和刘曾经接触过的人称，刘盈福出门做事总是特意塑造自己的“富商”形象。有关部门第一次与刘正式接触时，曾派出一个年轻的普通干部去和他商谈，但刘发现其身份后，顿时勃然大怒，认为对方级别太低，“不配”与他接触，并故意为难来者，很不客气地将其赶走。
刘盈福很讲究衣着，浑身上下都是名牌，看上去确实像个“港商”。但一位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称，一和刘交谈，就可以马上发现他的缺乏教养和粗鄙不堪。据说，刘说话时，脏字不离口，动辄就喝骂下属，乱发脾气，十分粗鲁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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