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是寂寞的，明星是荣耀的。随着商业规律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增强的杠杆作用，这种对比越来越强烈。文人在清寒的书房对酒当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出无车！”明星的香车宝马却在都市的红绿灯下畅通无阻，扑面而来的是应接不暇的掌声、镁光灯、花团锦簇。请明星签名，邀明星合影，是经常出现在少男少女梦中的事情。与此同时，文人苦心经营的著述却闲置在蒙满尘土的书店柜台里，无人问津。文人偶尔也会有热心读者，签名售书的时候毕恭毕敬，把读者视若上帝；而明星在公众场所则扬眉吐气、游刃有余，明星本身就是上帝，他（她）是狂欢节的主人，庞大的追星族只是他（她）甩也甩不掉的尾巴。文人的笔名冷冷清清，而明星上街则不得不乔装打扮，至少缺不了一副地下党或特务常戴的墨镜。文人啊明星啊没法可比，但我仍然要在这里说说他们，说说文人与明星。
也许举几个例子更有说服力。有几个歌星是唱《十五的月亮》唱出名的，还有几个则唱上瘾了，靠这支歌走穴挣足了出场费，很快成了社会上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至于曲作者施光南骑着旧自行车去邮局取稿酬，那张只有十六元人民币的汇款单被手汗攥湿了。这是施光南因疲劳过度英年早逝后才公布的小插曲：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就是东方的一千零一夜、文人的天方夜谭。
我不得不想起另一位死者，路遥。路遥穿着旧如麻袋的毛线衣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农村体验生活、搜集资料、熬夜、抽烟、生病、想念远方的小女儿，有时一天只吃几片冷馒头，饿着肚皮写《平凡的世界》。有一段时间，书房里的一只小耗子是他周围惟一的伙伴。这些，在他的创作札记《早晨从中午开始》里有详尽的记录。洋洋百万言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不久，贫病交加的中年作家路遥也不幸早逝了。据说临死前还欠下一笔不小的债。文人的遗书是一张尴尬的欠条，文人带着他的债务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平凡的世界。世界仍然很平凡，世界的表情仍然很平静。文人的缺席并不构成世界的损失——虽然缺席的恰恰是它最真诚的赞美者。
同样是写作，在深圳文稿拍卖会上，刘晓庆的《从一个女明星到亿万富姐》尚只有标题，就赢得一百零八万元人民币的高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恐怕是自《诗经》时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上最昂贵、最夸张的计酬标准。古代的稿费俗称“润笔”，一百零八万对文人来说可能是天文数字，但对亿万富姐一向签合同的名牌自来水钢笔来说——仍然只算锦上添花的些微的滋润吧？鲜花赠美人，宝刀赠英雄，金钱的去向有时候则不见得讲道理。
《诗经》时代，手摇木铎、身挎锦囊的采诗官是光荣的，他肩负着文学的使命。现在，诗人则越来越不值钱了，他既无法使“洛阳纸贵”（目前纸张涨价系因世界环境保护组织禁止乱伐原始森林所致），又难以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春风得意地在广场或会堂举办朗诵（正如穷画家租不起橱窗办画展）。现在的群众，有闲钱或闲暇就套购黑市票去听歌星的演唱会了，而不会用零头买一本《诗经》。我必须举第三个例子了，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例子，但触目惊心。
死后才成名的诗人海子，生前在昌平县的一所大学当讲师，可惜课程是哲学，不允许谈诗。有一天他恐怕孤独到极点了（也有可能是刚写了一首特别满意的诗），饿着肚皮的诗人拐进住所附近的酒店，和老板商量：“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诵我的诗，能否给我酒喝？”老板的答复客气而又冷酷：“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我这儿念诗。”海子后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原因与他的这番遭遇无关。那个老板是无知的，因而也是无罪的，他以傲慢的手势否定了一位诗人想向听众朗诵自己心声的愿望，也裁决了艺术在尘世间的价值与命运。也许在同样的时候，某些明星却在为出场费讨价还价，唱一支歌就获取万元的巨酬，甚至有放录音带假唱欺骗听众的荒诞现象。
请原谅我举了这样三个例子——而且恰恰都是关于死者与生者的故事，这确实仅仅出于巧合，我并未想刻意如此对比。写作这篇文章，我不是替文人诉苦，对明星更无任何褒贬之意——他们是成功的，并且确实是光荣的。我只是在思考某种现象。在艺术与真理面前，文人与明星是平等的。在世俗的天平上，两者却是不平衡的——他们和他们，本身并没有错误，那么只能说，这是一架倾斜的天平！
摘自《明星脸谱》伊沙、徐江、洪烛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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