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的女儿高中的数理化吃力。她第一次抱怨，我淡淡地：“你去问问同学”。这办法最直接，最天经地义，最易如反掌。她第二次抱怨，我狠狠地：“你不会去问问同学？”再听到她抱怨，我怒不可遏地：“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去问问同学？”
她也怒不可遏反诘道：“你以为同学会告诉我？我会了，就有人和她分一边高了，怎么显出她比我好？”如同听到一枚闷声爆炸的手雷，我顿时呆在那里。女儿继续地轰炸下去：“你以为某中好？亏得我没上，那儿的同学谁都不理谁，跟敌人似的，生怕别人超过自己，都是学习的机器！你以为我们学校的重点班好？下课一个人都不敢出教室，生怕比别人少做一道题。整个一个变态！我们普通班同学还有点人情味，可以一起出去玩，但是学习免谈，一问就是———我也不会。”
女儿在一所好学生云集的重点学校，今天的好学生之间就是这个样子？
16岁“花季”，多么美妙的比喻！显然，这“花季”并非只包含了“美丽”，还意味着单纯、善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
我们这代人的“花季”年龄，压根儿不可能有这样的联想，那是在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氛围，使人们被痛苦和压抑包围着，无处寻觅花的浪漫。那个时候孩子们物质生活的最大奢侈，不过是5分钱的冰棒，2分钱的租赁小人书，一分钱一块的糖果。但是，在同龄的孩子之间，并不缺乏一样贵重的东西———“友谊”。功课不会做，去问同学，这就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老师和组织经常会告诉我们助人为乐，学校和班里有“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同学的帮助，无所不在，伸手可及。“同学”，那是一个高贵和富有的字眼。那个年代的“同学”，可以经受几十年政治经济风雨的考验，成为不惑之年的正副搭档，商业伙伴，最信任的人。
而我们今天的孩子们，消费10元钱轻轻松松，消费几十元钱不用皱眉。但是物质的富有却阻挡不了精神的贫穷。几十年后他们还会有这样的“同学”吗？他们还能品尝友谊带来的愉悦吗？也许他们永远没有了这样的财富。
由此，我又想到了我们的素质教育，它是什么？是唱歌跳舞打球跑步？“素质”，本来就是一个精神层面的概念，却被过多地定格在了一些形式之上。素质首先应该是做人的基础素质——真诚、乐于助人、有难同当……
或许女儿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学生人际问题”。可是现在的老师已经被“分数”和“升学率”缠绕得很“实际”了，没有人再关心班上孩子的人际关系。孩子们在升学和就业的激烈竞争中过早地成熟了、世故了，甚至厚黑了。些许的知识，甚至一道难题也成了打败同学的子弹。校园变相地成了战场。从小学开始，孩子们就面临着无数的“战役”——中考、高考、考研、出国、就业、升职、加薪……他们的心理上何止是三座大山？多么坚强的神经才能扛起这大山的队伍而面不改色？
看着一个个带着深度眼镜、目光专注而呆涩、面色苍白的高中学子们，我的心在犹豫，我该指引花一样的女儿向哪里走？为了生存，我鼓励她冲向竞争的火海，尽管不知道炼狱之后会是什么结果。假如仍然是得到了物质，丧失了人本，那果真是正确的吗？她常说：“如果我只想做一个中下游的人，生活该多么快乐？”她那一瞬间的笑容和渴望的神情，使我似乎窥见了某种“花季”的端倪，但是，转瞬即逝了。
校园里，车站上，经常可以看到中年的母亲们在津津乐道地讨论着家教、重点学校、课外补习班，他们一定在为自己的尽职尽责而骄傲，我却总忍不住想上前去打断她们，问问她们，你们的孩子幸福吗？他们可还有自己的花季？
秋风瑟瑟，阳光婆娑，我在上面的思索中踽踽而行，很像一头黔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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