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狱内凶杀、脱逃案件仅是一鳞半爪，但并不能就此排除囚犯的危险性、残暴性。
据一个监狱的调查统计表明：3个犯人中，就有一个认为社会对其太不公道；两个人中，就有一人担心家庭发生变故；5个人中，就有两个对高墙电网充满恐惧感和压抑感；10个人中，就有4个每次冲动都无法控制；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只要有机会就跑出去。
另对某省监狱系统押犯情况的调查发现：以个人生命、健康为侵害对象的自杀自伤型罪犯，3人中有1个；欲伺机脱逃的，4人中就有1个；想行凶的，5人中有1个；想闹监的，100人中有6个。他们在“设计”自己的行凶脱逃“方案”时，妄图以杀害干警、抢夺警服警具、劫夺车辆等暴力手段为首选方案的，20人中有3个；巧用智谋、刺探警戒、伪装积极、引诱干警武警、装疯卖傻的，10人中有4个……
这些人一旦“狗急跳墙”，往往是毒如蛇蝎，心黑手辣；甚至会穷凶极恶，丧心病狂，荼毒生灵，草菅人命……
伴囚如伴虎，守监如身寄狼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犯人就是一个易燃易爆的“炸药包”，一座监狱就是一个险象环生的“火山口”！
来到鲁西监狱，我们常会听到这样几句话：“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还得提高警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犯人有期，我们无期”……
通过翻阅有关资料，我们真切地理解到：中国监狱干警工作责任之强、工作量之大、付出之多，是一般人都难以想象的。在中国，监狱的干警与罪犯的比例较之外国要少，而他们的工作量却比国外大得多。为了消魔除怪、化鬼为人，他们既要看管好犯人，对所管的犯人练好“四知道”的基本功（即清楚罪犯的年龄、籍贯、案情、刑期，以及罪犯的家庭情况），更要了解犯人的思想动态，还要备课、学习生产技术、组织罪犯劳动；既当警察，又要像老师一样教育他们，还要像父母朋友一样关照他们，做他们的开导和说服工作。
中国监狱工作还有个特点，晚上要下监与犯人谈话，处理一些问题。他们一整天可以说都要泡在监狱里……
1999年9月下旬，山东省监狱系统召开“第七届表彰暨经验交流大会”。国家司法部、山东省委、省政府、政协的有关领导同志应邀出席。一些典型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感触，莫不为之动容。其中，运河监狱四监区教导员宋正品的发言，还令全场泪珠盈盈。
宋正品的发言中有这么一个细节：他的父亲早逝，抛下两个弟弟，母亲体弱，儿子尚小。由于他365天以狱为家，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患有肾病的妻子身上。妻子除忙家务外，每天还要拖着肿得像瓦罐似的双腿照常上班。这年春节的除夕之夜，他和好面，对病妻和儿子说，我去监狱瞧瞧，就回来包水饺吃……谁知，他前腿进了监舍，后腿就拔不回来了。原因是一名“六进宫”的老年犯闹自杀。宋正品就靠上去做工作。谁知这老年犯思想就是不转变，磨叨个没完。天亮了，第二轮鞭炮响了，这名罪犯才算想通了。当宋正品回到家后，见不满10岁的儿子趴在地板上睡着了，他的脸上沾满了面粉，案板上摆着几个歪七扭八的水饺。看样子儿子等他等不来，自己学着包的……见此情景，宋正品好像捅破了泪泉似地呜呜直哭……男子汉悲切的哭声震醒了沉睡的儿子和躺在病榻上的妻子，一家人用泪水迎来了大年初一……
听了这个故事，笔者不禁唏嘘。
但我们在鲁西监狱采访这里的干警时，却碰到了大量类似的故事，以致于笔在颤抖，收不住的泪水，不住地把记录本打湿。
鲁西监狱的干警比例离国家规定的要求还差很远。按现有人数，每晚必须保持70％的警力。也就是说，他们3天才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晚上，3个星期日，才有一个属于自己支配，3年才有一个春节除夕夜，能在自己的家里度过。虽然他们的上班地点距济宁的住宅区仅有30华里，但干警一个星期回不了几趟家，有的甚至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
即使回到家中，他们也心神难宁。他们最怕的是晚上有电话打来，一听到铃响，便心儿忐忑，魂难守舍，意识到监狱可能有事。他们这不是“神经脆弱”，而是工作性质使然。
鲁西监狱采取的是狱务会领导下的分工责任制。曹务顺任狱务会主任，统揽改造大局；监狱的日常工作，由武希道副监狱长按狱务会的部署具体组织实施。重任在肩，武希道朝乾夕惕，不辞劳瘁。在济宁，他也分到了一套房子。可是为确保监狱绝对安全，他却和妻子崔玉芳一年365天都住在留勤楼里。济宁的家中，桌椅生尘，墙角结网。
摘自《中国有座鲁西监狱》
王光明姜良纲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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