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行车史

我的行车史是从中南海里开始的。1984年参加工作后的十年间，从来不知道丢车是怎么回事。最美好的行车记忆无过于1986年夏，当时我在警卫部队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因为要到驻玉泉山的连队“蹲点”，有一段时间每天都骑自行车打来回。记得那辆机关的公车是28型的，还比较旧，可我骑来骑去却从没感到过累。那一年我22岁。

从1994年开始，我的行车史就成了一部辛酸史、“血泪史”，迄今为止已丢车八辆，其中七辆是新车。

我丢的第一辆车是永久牌轻便型，传统名牌，简洁轻灵，1994年夏丢于机关大楼一层走廊，有七八成新。怪事，中央机关大楼里也能丢车！不过，当时还没雇保安，看门的是个退休大爷，好像享受处级待遇，堪称“处级门卫”。

我丢的第二辆车也是永久牌轻便型，1995年夏丢于我居住的宿舍院——海淀车道沟东里中直宿舍院里。当时刚分新房，下午下班后去看房，琢磨怎么装修，也不过半个小时后下楼来，却发现在楼前的车不见了。

第三辆车是辆黄色山地车。1996年丢于宿舍院，一条挺粗的链锁被夹断扔在地上。

第四辆车还是永久牌轻便型。可能当时自己有些“永久”情结，然而却没能永久。1999年下半年丢失。

第五辆车是辆蓝色捷安特。这辆蓝色捷安特伴我风光了大概一年多，也失踪于宿舍院。

蓝色捷安特失踪后，便坐了一阵机关班车。半年后，感觉身体发虚。一天早晨上班途中，在一家路边自行车店买了160元的野狼牌自行车。惜其命短，亡于三四个月后的宿舍院。

去年春夏之际，朋友帮我买了辆旧车，好像七八十元，骑了一两个月居然就在宿舍院丢了！真是活见鬼，旧车也偷。

很快，我又在广源超市买了辆180元的新车。去年春天，公安部门给自行车统一换发了牌照，还加了钢箍。无奈好景不长，就又“贡献”给盗贼了。

于是，去年挤了一夏天公共汽车，在气候异常酷热潮闷的那些日子，我有机会体验了什么是“桑那车”。百姓行路何其难！

我的车大都是在宿舍院丢的，去问物业：住户交了治安费，你们得保证财产安全呀！女管理员答曰：保安只管打架，不管丢车。回答真令人鄂然。

刚开始丢了车还到派出所报案，期望我公安神勇破案后能通知自己去领回“坐骑”，警察都说自己也丢了好几辆车了。

丢车问题涉及千家万户，虽然已是小康社会了，买一辆车也没多少钱，但总丢车又得不到解决，不仅影响百姓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使人缺少安全感。也有人说，现在机动车被盗都查不过来，哪还顾得上自行车？的确，跟机动车相比，自行车不算太值钱，可它涉及面太广了。

新车爱丢，于是好心人会劝你去买二手车，即使买了新车也别擦它，别招人显眼。我常常想，这不是典型的老子哲学吗？“和其光，同其尘”，只有与世同流合污，才能不被注目，免遭祸手。这反映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

缸瓦市是北京市有名的自行车旧车市场，是车贩盗贼销赃贩赃十分猖獗的藏污纳垢之地，公安部门打不胜打。从严格意义上讲，从街头低价购买车贩或盗贼作为赃物销售的旧车，亦属不法行为。然而，老百姓经不起自己的车一丢再丢，而且基本上破案无望，于是花百八十元买辆不错的二手车，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法不执众嘛！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百姓丢车，去买旧车，成就了盗贼，盗贼有利可图便再去偷。

我不愿意买旧车，总觉得骑着那车，心里会很嗝应。多年来，我的车屡买屡丢，基本上都是买的新车。也许在别人看来有些书生意气，可是活到现在这么一把年纪，价值观念不大可能改变了。

这些年来，买车钱大概花了几千元，由此联想到整个北京市老百姓的损失该有多大！而盗贼车贩把车倒来贩去产生的地下经济该有多大规模？

时下私家车越来越多，有轿车似乎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北京人很爱面子，去参加社交活动如果骑着自行车，就好像很没面子、很没本事。人的面子来自做人，来自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靠坑蒙拐骗发财，靠卖身求荣致富，纵使开着“大奔”、保时捷，也难逃人们鄙夷的目光。争多少钱办多少事，以目前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恐怕绝大多数人还买不起轿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身外之物而已，来去自行车，绝没什么丢面子的。

2002年11月7日《参考消息》刊载日本《每日新闻》文章称：长安街“路面上仍充斥着无数自行车，就像是永不停息的脉搏。这似乎象征着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无可比拟的活力。”老百姓就得照老百姓的活法活着！于是，金秋十月，我又买了我的第九辆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