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是北京市海淀区某重点学校的老师，每年带毕业班，他都因为“加分”而烦恼：
按照规定，“三好学生”和德、智、体有特长的佼佼者可以加分，我们班里总有两三个学生符合条件。可是学校的名额有限，给谁不给谁，让做老师的太为难了。上一届我们班里有一个学生很优秀，也符合加分条件，就因为她是少数民族，本身就可以加分，因此“三好学生”的加分名额没有给她。另外一个班里，两个孩子都非常优秀，但是加分名额只有一个，老师决定以后，学生们都很有意见，向学校、家长反映以后，让老师非常尴尬。
按照北京市教委规定，加分录取的学生必须符合下面条件：参加统一录取的市级三好学生和经市主管部门认定的文艺、体育、科技获奖的学生，按升学考试科目每科（不含体育）可加一分；烈士子女、归侨（华侨）子女、台湾省籍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按升学考试科目每科加一分。
每科加一分意味着什么？询问家长们，他们都会举出一个精确的数据：今年北京市初中毕业生预计将达18.2万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9万人，中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很多家长说，几分之差，就要断送孩子的大学梦。至于寥寥不多的几个重点高中的校门，一二分、甚至零点几分之差就可能失之交臂。因为差一分意味着家长要多花上千元。
如此激烈的竞争，未考先加的加分制，自然令学生家长趋之若鹜，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备受质疑。
一个中学老师告诉记者，几年前，她的班上的一个学生父亲是某大学的生物系教授，孩子在初二时就完成了一篇关于竹子种植、生长情况调查的论文，获得大奖，因此在中考毕业时获得加分。可是孩子高中阶段，并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特长，反而生物会考只得了“c”。
为了孩子在中考前能加分，家长在几年前就开始努力，想方设法让孩子能得奖。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门路的家长，更是不用经过老师，就可以给孩子办下“二级运动员”证、艺术大赛获奖证，这种造假行为比考场舞弊、冒充少数民族考生等其他“加分”途径更有效果。
为此，不少家长对加分制愤愤不平。
孩子在酒仙桥二中上学的一位家长说，一个孩子在小学毕业时，可以凭着当过班干部、上过“奥班”获得加分。初中毕业，有特长，会跳舞、会乐器的孩子上重点中学优先。至于有的学校搞一些内定名额，普通的孩子更是肯定得不到。我的孩子不善于唱歌跳舞，也不会拉手风琴，不是少数民族，爷爷奶奶也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他很难获得加分。可是这样公平吗？
门头沟某学校的老师说，我们郊区学校享受加分的学生几乎没有，为什么？大部分学生的父母都是矿上的职工。哪来的华侨？矿上效益也不好，哪里有钱让孩子学特长？但我的学生努力的程度并不比城里的孩子差。
报载，河北省教育厅对今年高考中各市县申报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进行审查时发现，有80名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不符合条件，被取消资格。而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被揭露，保送生、特长生制度更是受到广泛的抨击。一些学生为达到高考录取时“加分”目的，千方百计走“后门”，拉关系，甚至制造假证明、假材料，以骗取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荣誉。这种风气渗入中学校园，已使假造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黑龙江日报在报道加分问题时引用了一位家长的话：“我并不因为自己的孩子没加上那5分而眼红，也并不是为自己没有能耐而懊恼，我只是担心，加分这件事儿，会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带来创伤，不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成长。”
报道说，税务培训中心的孔女士的儿子回到家中时就曾问她：我们班里某某学生的体育加分证明明明就是假的，连自己都承认是家长找人给办下来的，咋没有人管呢？
孔女士神色黯然地说：“你说这叫我怎么回答！学校本是一块净土，应该培养孩子如何学习做人、做学问，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舞台，现在他们这么小就耳闻目睹了那些乌七八糟的不良社会风气，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怎能放心！”
齐齐哈尔教育局在报上撰文也称，由于提供加分证件的部门分散，出具证件管理制度不尽完善，严肃程度不够，很难杜绝“拉关系、走后门”获取加分资格证书证件的现象发生。每年中招之际都有改证、提供假证和不符合要求证件等现象发生。在作弊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妨碍公正的人际链条。
北京世贤中学的王老师认为，尽管全市十几万学生，能加分的人只不过是少数。但某些加分政策完全是针对家长的，是作为家长的贡献而奖励给孩子的，与孩子的自身努力没有关系，这和古代的荫袭子孙没有什么区别。得到加分的孩子滋长了对家长的依赖，而对那些不具备加分条件的大多数学生却非常不公平。对我们的“因材施教”、“平等、自立”的教育思想来说，是完全违背的。要消除因加分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最好就是将加分的过程目标完全交给孩子，给孩子们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