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别把文物建筑地当地皮

又一片老房拆掉了

文化遗产在经济建设的名义下遭到破坏，已是多个城市的“伤心史”，国外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破坏比战争还厉害；在北京也有像曹雪芹故居，文化名人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北京最后一个过街楼等珍贵文物被毁的事情。采访时专家表示，保护文物应以大力保护和修缮四合院建筑为主，从而使北京城市规划实现从“单体到整体”、由“局部到全局”、变“片面改造为保护性更新”的战略转移。

关于文物保护，专家是怎么看的呢？7月15日晚上，记者拨通了著名“两院”院士吴良镛家里的电话。

吴老告诉记者，历史文化遗产不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无权定夺它们的命运，我们只是后人委托的文化遗产保管人！他说，“如此无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只把其当‘地皮’使用，无异于拿传世字画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废铜！”

吴老很痛心地说，当一些珍贵文物要被拆掉时，他当时就反对，但最终没有反对得了，还是给拆掉了。

只要是文物，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在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如果只剩下几个孤零零的文物保护单位，而缺少周边与之相协调的环境，这几个建筑就会变得不伦不类。文物一定要注意原址保护，如果是异地重建，一旦离开原来的环境，文物将丢掉大量的历史信息，使价值大大降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毛其智认为，北京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城市，多样化多元化民族化的城市建筑形态，这是应当具有的特点。对于牛街改造，政府本意是好的，但事情做得不到位，是因为操之过急、认识不足、处理简单造成的，不符合目前城市发展需要。世界大城市，要保留一个丰富的有历史文化特色的街区内容。

毛其智还说，对于文物保护，从学术界上，已经多次提出好的建议。文物街区拆迁或者说改造需要付出代价，它会吞噬以历史、街区、古老建筑为标志的城市特色和民族特色。有的追求提高城市用地的使用率，使土地升值，不惜在历史文化遗产密集的区域进行开发；有的为满足现代城市中高速、便捷的机动交通的需要，改变历史城市的格局和风貌，甚至直接拆除或迁移文物古迹；有的甚至用现代城市规划的目光衡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古迹，试图实施改造，导致改变文物建筑的周边环境，使之成为孤立的陈列等等。这些现象的泛而滥之，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和古老空间特色与文化环境遭到破坏，甚至导致永久性的损失，一去不复返了。

毛其智说，在学术界，有好多专家提出一些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没有认真考虑。希望有关决策者，要注意老百姓提出的建议。

毛其智认为，确定保护措施必须要充分考虑改善区内居民的生活条件及环境质量，使历史文化保护区成为现代化城市的一部分。北京旧城的风格是以明清为基调的多元化文化综合体，保护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保护明清风格，而是保护多元化的文化载体。除文物保护单位外，应采取改造性的保护，不能片面强调原汁原味、修旧如旧，不必过分强调与原有建筑的协调，新旧对比更能显出原有建筑的文物价值。编制保护规划时要有业内专家参加，使每个保护街区都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及内涵。

另外，毛先生还表示，关于旧城改造，政府的态度还是很积极，但希望主管部门把问题落在实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后邓奕说，北京市为保护旧城空间的尺度和肌理，传承北京的地域文化，避免因“彻底改造”而付出的巨大代价，从1957年开始，北京市陆续公布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6批，使城区范围内文物资源总量达3553处。自1990年至今，北京市从文物建筑保护转向对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相继出台了《北京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同时，市政府决定停止旧城区危改，以大力保护和修缮四合院建筑为主；从而北京城市规划完成了从“单体到整体”、由“局部到全局”、变“片面改造为保护性更新”的城市规划理念的战略转移。

邓奕对北京旧城改造的看法是：“北京的胡同是城市传统社区的载体，胡同的历史即社区的历史、胡同文化即社区文化。社区的空间形态随胡同的变迁而发生演变。如今伴随旧城改建，大量的胡同四合院正在迅速消逝。”

对照一些发达国家，它们大多对旧城改造持谨慎态度，致力于加强对旧区的维修利用，努力实现各项设施的现代化。这样，不仅保护了旧城的文化价值，也避免了因“彻底改造”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据悉，目前由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邓奕、史惠珍、韩昊英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运用卫星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地图影像数字化”方法精确定位技术获取的准确、快速、数字化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突破以往人工现场观察、测绘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使所获得的信息更加真实和全面，更有利于对城市从整体保护上发挥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