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见到何云,对着档案中的几张照片,仔细端详了好长时间,才惊讶地说,真是名不虚传,你与委员长的面貌、身材,竟然如此相仿,足可以假乱真。接着,陈立夫透露了内情:蒋介石为了控制川、黔一带的地方军阀,并围剿川陕边区的红军,决定委派贺国光(时任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率领中央军参团入川。由于蒋本人也要亲自去视察,不得不作“超常规”的防范措施。侍从室接受汪精卫曾遇刺的教训,所以特选一个蒋的替身,伴其同行,以防种种不测。
何云接受了任务,便按侍从室的要求,从各方面熟悉和掌握蒋介石的生活习惯以及言谈举止。陈立夫请示蒋介石后,委任何云为“侍卫长”,以便经常接近观察,仔细模仿。蒋介石也时常有意和他闲聊几句,传授一些奉化口音。
半个月后,陈立夫便让何云进行“试形”考核,参加人数有限的“旗兵检阅”。这天,他身着特级上将军服,披着蒋介石常披的黑大氅,蓄着与蒋一模一样的日式短胡须。历时一个小时,上上下下谁也未看出破绽。连宋美龄都没有怀疑什么。
1934年12月底,何云伴同蒋介石登上专机飞向重庆广阳坝机场。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以及当地党政军大员都在机下迎接,并一一对这位“委员长”致敬,与其热情握手。谁也想不到,真正的“蒋委员长”,已乘着黑色轿车,悄然驶进了城内下榻的别墅。
这样,白天听刘湘等人汇报并与其切磋军政大计的是蒋介石,夜晚留在宾馆当替身的是何云。但是,临行前夜露了馅。刘湘因书面汇报拖延了打印时间,临时改变“议事程序”,晚上亲自去呈送委员长。敲开门时,想不到堂堂的“党国领袖”,正在伏案为贺国光誊抄文件,再请示“勘乱”纲要细节,何云竟急红了脸,一问三不知。
翌日,刘湘到机场为委员长送行,对贺国光直言不讳地讲,本人一向忠爱和尊敬总裁,然而想不到总裁却对我刘某存有戒心,还当面演起双簧来。
蒋介石为此事大骂了何云一顿,并要当即解除这一“替身”。幸亏陈立夫来解围,认为并非全是何云的过错,还打电话向刘湘这位深谋远虑的“四川王”作了认真解释,希望他以“委员长”的安全为重,千万保密,不能张扬。
不过,蒋介石因此不再轻易用这个“替身”了。只有在一些公开场合,诸如合影、剪彩、拍新闻片等,才让何云出面亮相一会儿。
此外,何云文化水平有限,讲话又夹杂难懂的方言,宋美龄也对他逐渐有了反感,一直要陈立夫换人。
1935年5月,何云被调离侍从室,被授予军委会少将参谋的头衔,限制在参谋办公室中赋闲,领取一份高薪算作“恩惠”。
1937年秋冬之交,日寇大举南下,何云回到老家隐居。翌年四五月间,浙江沦陷,何云又从平阳流落到建德县,再转至淳安县。
此际,日伪军到处奸淫烧杀,投敌汉奸乘机敲诈勒索。淳安县的伪县府,居然张贴告示,向各村各乡强索“大东亚圣战军饷”。在几位忍无可忍的乡绅怂恿下,何云想以“委员长”的身份,“镇邪压恶,助长正气”。一天,他稍作化装,带领几个“随员”,找到伪县长。伪县长碰上突然登门的“委员长”,惊吓得魂飞胆碎,连忙跪在地上,恳求开恩赎罪。何云对他训斥了一顿,要他撕去告示,免收军饷。后来果真奏了效。此事,一度成为何云的“佳话”。不过,何云因此担心被敌伪“追踪”,而逃至西南大后方,浪迹多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云回到浙江,定居杭州。
1952年8月台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将领传略》一书中载有对何云的简介。那时,他已病逝。
(《今晚报》200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