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县有外贸自营出口企业近200家，县里才争取到5个广交会摊位，企业只好自己去广州碰碰运气。“计划”分配摊位其实就是权力分配摊位，浙江联华制衣的老总恼火地说，都说广交会上摊位紧缺，可场馆外倒卖摊位的“黄牛”多于广州火车站的票贩子。花十几万元“买”到摊位，场馆内的“便衣”好像事先就知道你的摊位姓“黑”，跟脚就来查处你，驱逐出场、摊位没收。可奇怪的是，被没收的摊位转眼间就有新“买主”入场，接着再被驱逐出场……为期半个来月的广交会开下来，同一个“黑”摊位就被“倒卖”好几轮。
由于摊位紧张，专为场外企业寻找客户的“红娘”便大行其道。一家做出口床上用品的民企老板接待了地下“经纪人”11位。出3000元到5000元，人家就帮你约外商见面。做成生意，再按成交额的0.5％到1％抽取佣金。通过这个办法，他接到了两单37万美元的生意。浙江乃至各地去的民企老板，不少人都是通过场外“交易”拿到订单的。
而入场的国企则当起了倒爷，场内的许多省级国有外贸公司，并没有自己的主打产品可供交易，摊位上摆的产品，都是从场外民企手中“收购”来的样品。
在“计划”年代，外贸只能由官办外贸公司独家垄断，而随着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成分越来越大，广交会的“计划”属性却始终未予改革，导致交易“变味”。
（《中国青年报》2001.5.22天鹰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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