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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姜亮夫、钟敬文、薛暮桥、吕叔湘、史念海、王铁崖、邢公畹……在学术史和教育史上，这些名字意味着一个学科一个时期中最重要的成果，甚至就是某个研究领域、某个学科的代名词。与闻人政要和演艺明星不同，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为大众所知，或被人迅速地遗忘。
终于有这样一个摄影者，付出了巨量的劳动，不但逐一采访了两院院士，而且逐一采访了近300位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记录下了那些明澈的目光和饱含沧桑的面容。他就是侯艺兵。他在2001年6月完成的《世纪学人百年影像》巨型画册，以人物肖像为主，配以记载其生平、成就的简明文字，鲜明生动地展示出一代学者的风范。
1990年，侯艺兵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摄影系毕业，毕业作品展就是十名科学家肖像。此时，他就萌生为科学家拍照的想法，后来的一件事又让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以后，人们才发现竟找不到一张照片做这位科学家追悼会上的遗照，最后只得在邓稼先的档案里找到一张60年代的标准照来将就，而这张照片由于年代久远难以反映邓稼先的音容笑貌和精神风采。当时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就是侯艺兵。
最初，侯艺兵的计划是用两年时间拍摄100位中国院士。1991年4月，他采访的第42位院士是著名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在采访中，钱三强突然问侯艺兵，你这100名院士是根据什么选择的？侯艺兵一时说不上话来。钱三强接着说，小侯，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当然很有意义，但是，你没有资格去挑选院士。要拍，就把1955年、1980年当选的300位院士一个不落地都拍下来。钱老还叮嘱道，许多院士年事已高，“现在不抓紧拍，将来就拍不到了！”
钱三强的话让侯艺兵猛然间意识到他手中的照相机的份量：“不仅仅是在搞创作，而是在记录历史”。1995年，内收29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画册《院士风采》出版后，侯艺兵集中展开了对中国老一辈人文、社科学者的抢救性的大规模采访。
1995年初夏，侯艺兵专程赶到杭州拍摄九旬高龄的著名敦煌学家姜亮夫。老人已久卧病榻，在静谧的病房里，安详地躺着，一支深红色的玫瑰插在枕边。侯艺兵按下快门，拍下了这难得的瞬间。回北京不久，侯艺兵便得到消息，老人到底没有捱过那个并不寒冷的冬天。这是侯艺兵采访的近300位学者中第一位故去者。
河南大学教授、著名文史学者任访秋已年过九旬，双目失明。1999年5月初，侯艺兵利用从四川采访院士回来的机会，临时下车，绕道开封去拍摄任访秋，当天下午又坐火车回到北京。“往返三百里，花费六小时，拍到九旬翁”。侯艺兵回到北京半年多就得到消息说，任老走了。
1998年8月7日，侯艺兵到重庆采访西南农业大学的一位工程院院士，上午工作完毕，婉谢了接待单位参观北碚的安排，来到与农大一墙之隔的西南师范大学寻找张敷荣教授，结果为94岁的张敷荣留下了晚年珍贵的照片。张敷荣是193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早年的四川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也是新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张敷荣也在侯艺兵回北京之后不久驾鹤西去。到《世纪学人》付印前已有63位老人已经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
10年来，侯艺兵牺牲了数不清的休息日、节假日，采访了623位学者，个人支出拍摄费用6万多元。
（《中华读书报》20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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