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当时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济南某国际公司，一份则是马尔代夫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4月，35名劳工先期前往马尔代夫。但迎接他们的只有这家股份公司的陈老板一人。他们一行来到厂区，工人把机器装好了，但是老板却没有开工的意思。
两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开工。劳工们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股份公司原来有三个合伙人，一个出了车祸，一个出了法律问题，工厂实际上只剩陈老板一人。陈老板一开始还提供饭食，不久便不再承担。劳工们将身上仅有的一点钱凑了出来，买来饼干，每人一天就靠4片饼干充饥，后来好心的当地居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借给他们一点饭糊口。
没有工资，没有饭吃，就连日常饮用水也出现了困难，女工赵芳打水时突然晕倒在水池旁，跌断了颈椎，可是大家无力凑钱为赵芳医治。饥饿和疾病时时困扰着他们，其中9人先后患了出血热，却一直得不到及时治疗。
1999年11月，在我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和山东省外经贸委的帮助下，35名山东劳工终于如愿返回了家乡。
回国后，在多个单位的努力下，劳工们终于要回了各自2.6万元的劳务费。但是滞留国外半年时间，其损失难以弥补。
据了解，劳工中没有人通过法律程序对与这家股份公司签订的合同讨个说法。中国有相应的仲裁委员会，国际上也有相应的国际仲裁委员会。但是，山东民工却不知道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向国际仲裁委申请仲裁更是遥不可及。对此，法律界人士深表忧虑，面对即将到来的入世，国内与国外公司之间的劳务交往必然增多，一旦再出现类似纠纷，该如何维护我们的权益？
（《生活日报》2001.7.27乔永华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