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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耀华，我国银行界前辈，著名金融学家，第二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从他的女儿资中筠的回忆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一辈子与“钱”打交道的人的高尚品格。
父亲在主持完成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政府统治时期）》、《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等几部巨典中，几十年间默默倾注了大量心血，80年代书终于出齐时，他难得地喜形于色，才向我说起他如何看重这项工作，在“文革”中怎样千方百计地保存书稿。我建议他写一序言，叙述成稿之曲折艰辛。他说：那岂不是有自我标榜之嫌？他坚持只署“人民银行参事室编”。后来民国部分出版时，为了使其他许多人的贡献不致埋没，他才同意在书后按姓氏笔画印上编者的名单，他的名字列在其中。
父亲一贯淡泊名利，谨言慎行，不事张扬。他的特点与方今人们一般印象中“金融家”的形象完全不同。在解放以前他应属“高薪阶层”，以他的处境，“发财”的机会不知有多少，他都不以为意，也不置私产。我家解放以前一直是租住普通的里弄房子，没有私房，而且真正的家无长物。他个人的生活十分规律、简朴，早起早睡，按他认为对健康有益的食谱进餐，几十年如一日，几乎食而不问其味。他从不涉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作为银行业者，似乎应该练就善交际、比较圆滑的作风，但是父亲作风极方，有时甚至近乎迂阔，违背自己原则的事决不通融。除了工作必需外，极少与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来往。对于地位显赫的忙人要人连原来熟悉的老友也从不主动联系。遇话不投机者找上门来，他找不出、也不愿找话敷衍，形成对坐无言的尴尬局面也是有的。他律己之严几近苛刻，以至于在家里与我母亲吃同样的药都严格分开，因为他们俩医疗费的报销渠道不一样。我从小就记得他从不迟到，并且痛恨迟到的恶习。对于晚辈睡懒觉、拖拉、懒散，他简直不能容忍，见面就怒目而视。
至于大处，我能够体会到的是他的生死以之的爱国心。他从40年代末下决心追随共产党，不为别的，就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认定共产党能使中国摆脱贫弱和屈辱。为此，个人的荣辱均可不计。他一向沉默寡言，对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遭遇绝口不谈，连回忆录中也回避了。也从不议论“小道消息”。晚年完全失聪，只能靠笔谈，我们同他交流就更有限，不知道他心中有些什么想法。例如对于后来的“世风”他究竟知道多少，有何反应，我一直不甚了了。但有一件事可能说明一些问题：他曾表示要送一件象征性的礼物给一位经常对他照顾有加的官员，略表感谢之意。华筠建议可定制一件刻一篇古文或诗词的小型工艺品。他欣然同意，并立刻提出要刻《阿房宫赋》。我为之愕然，说，最后几句话是否太刺激了？他一反常态，大声强调说：“我要的就是那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由此看来，他虽然平日无言，心中并非没有想法，而且想得很深。（20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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