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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这起案例里，却让我们目睹了没有原则的过分溺爱和没有人性的灭绝人寰，而前者似乎正是后者的诱因之一。 没有人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一个差点做父亲的农村青年会用8包老鼠药毒害含辛茹苦养育他的父母，在父母中毒倒地痛苦挣扎呼救时，他又用尼龙绳逐一勒死父母，然后用变卖家产的钱给当歌厅小姐的女友买庆贺生日的手机……
10月13日下午2点30分，一个报警电话让四川仁寿县彰加派出所所长罗付刚着实发了懵，身为从警20多年的老警察，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报警很蹊跷很棘手。
打报警电话的是辖区内居民谢文友，他在电话那端焦急地说，他的姐姐谢淑君、姐夫王阳川失踪了，他正发动亲戚朋友在地区仁寿县城四处寻找，但没有任何线索。随后谢文友说：“我怀疑是我那‘骗子’侄儿余鹏飞给弄走的。”放下电话，我仔细地咂摸着谢文友最后一句显得果断而生气的话，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
谢淑君我认识，是个常年累月卖菜的跛脚女人，内向、精明，能吃苦耐劳。至于王阳川，老实得像头牛，干的活却比一头牛还多。这样一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农民夫妇怎么会突然失踪呢？我让谢文友继续发动亲友寻找，同时安排民警密切和谢文友联系。
通过谢文友另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侄子李刚，民警授意让李刚引出了余鹏飞。在随后对余鹏飞步步紧逼的盘查之后，余鹏飞终于瘫在椅子上嚎啕大哭起来：“我该死啊！我该千刀万剐！”吸完一包烟后，余鹏飞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是他将父母弄死了。
在余鹏飞的家外自留地内，村民们在民警的指导下，先后从相互垂直的方向挖出了王阳川和谢淑君的尸体。
在仁寿县看守所，余鹏飞在讲述他毒杀父母经过之前，满腔幽怨地说，自己走到今天十恶不赦的地步，父母也有一定责任，他们太溺爱他、放纵他，又渴望他出人头地，又不信任他。下面是他的自述。
国庆后我从云南两手空空地回来，又像往常一样，将父母给我的血汗钱花得干干净净。刚到家不久，我就嚷着要父母给我准备几千元钱，说过几天我要出去做生意。当时，父母正在责任地里干活。听我这么一说，母亲显得很郁闷，父亲弯下腰，吸着劣质卷烟一声不吭地挥舞着锄头。
一见这阵势，我忍不住加重了语气又向父母说了一通我刚才的要求，并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我这次做生意赚钱的可靠性，尽管我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去做生意。因为女朋友的生日临近了，我答应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是给她换一款高档的手机。我知道家里已欠了近两万元外债。
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开始小声骂我不争气，尽给她丢脸。母亲很爱面子，尽管生气骂我都很小声，她怕别人听到后笑话。从小到大，母亲总是袒护我疼爱我放纵我，这样动真格地骂，还是第一次。我也来了火，和父母对抗起来。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父母都因为钱的事而吵吵闹闹，弄得很不愉快。
到了10月7日，我突然觉得忍无可忍，脑中产生了毒死父母的念头。当时，我甚至都为自己会有这种想法而害怕。但我已经像走火入魔一样，这几年弄得我不愉快的事都涌向了脑海：当兵、买车、修房、娶妻，在我看来，每件事父母都和我在对着干。
10月8日，我到彰加镇赶集，买回了8包鼠药。中午，母亲仍没结束骂我，还有些喋喋不休的样子，我在路上还犹豫不决的心情变得孤注一掷。晚上8点半，趁人不备，我在父母盛的饭菜中事先下好了药。他们很快便先后倒地了，为了不让他们再痛苦，我找来尼龙绳，先将父亲勒死，后又勒死了母亲。
做完这一切后，我脑中一片空白，心乱如麻。我在凳子上喘着粗气，待心情平静一会儿后，开始拿着锄头、铁锹、镰刀等工具，来到房前自留地里挖起来。
连续两个夜晚，余鹏飞在自留地里挖了两个大坑，分别将父母的尸体埋在里面，并清理了呕吐现场。
10月10日上午，我在镇上向父亲打工的厂领导为他请了长假，然后找人谈好卖粮的价钱。我向他们撒谎说自己在城里租了个门市做生意，请父母去帮忙照顾生意。晚上，我揣上卖粮所得的3000余元现金，又进了城，还了800元债，买了一部手机。女友的生日是在农历九月初八，我说过要给她换部手机的，绝不能食言。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面对记者的追问，余鹏飞陷入了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中……
我4岁时，生父就因病去世了，当时妹妹才一岁多，母亲的脚又跛得厉害。
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很艰难。继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入赘到我家的。继父来自100多里外的大山深处，在家排行老大，一共四兄弟，因为穷得揭不开锅，婚事就给耽误了。这些都是后来听人告诉我的。其实在我的心中，生父是模糊的，倒是继父，让我觉得比生父还亲，他总是勤勤恳恳，不知劳累地忙活着。村里的人都说我们兄妹俩好福气，找了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继父。
或许是父亲死得早吧，母亲总觉得欠我们什么似的，从小就不让我们兄妹干什么活。
1993年，余鹏飞初中还剩3个月毕业就再也不想念书了，母亲托熟人将他弄到镇上丝厂上班。
在丝厂，我最初干保安，后又到了车间，干的都是没有前途的活。在那里，我学会了吹牛和神侃，学会了抽烟和酗酒，学会了赌博和打架。母亲在我高兴时，开始旁敲侧击地劝我改邪归正，但我听不进去。
后来厂里准备买辆车，我决定去学驾驶，但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说开车危险，他们只有我一个儿子，还盼我养老送终。此后，我又萌生了当兵的念头，父母也不同意，说当3年兵就是吃3年长饭，到头来还不是要回农村干活。
1996年丝厂垮了，我开始一次次地从父母手中骗钱，理由是做生意或外出打工需要路费。我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几十元到后来动辄几千元，只要我伸手，父母即使没有，求爷爷告奶奶都要借来给我。有了钱，我在一帮狐朋狗友的吹捧和吃喝玩乐中找到了地位。
1999年我生日这天，经人介绍我和我的前妻阿英认识，但我怎么也找不到感觉。到了11月，我向阿英私下提出分手，但母亲知道后，非要让我把她娶回家。在母亲眼中，阿英是百里挑一的好媳妇。同年12月，我就在家人的大力游说下与阿英结了婚。平心而论，阿英的质朴、厚道和勤劳是无可挑剔的，只是那时的我被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迷住了，认为欢场中逢场作戏嗲声嗲气的小姐才有女人味，而阿英土老帽儿一个。2001年1月，阿英已有两个月的身孕，但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悄悄做了人流后，到法院起诉与我离婚。这之前，我已在OK厅认识了相见恨晚的晓莉，我认为，像晓莉这种女人味十足的人才配和我一起生活。
“现在，即使死也无法弥补自己的罪过，我希望早日结束自己罪恶的人生。”余鹏飞这样结束他的回忆。
作为悲剧的见证人，邻居万永余的回忆也许能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找到酿成这幕悲剧的一些佐证。
王阳川在邻居们的眼中，是个只知干活不懂休息的老实人。眼看余鹏飞在一天天变坏，一天天变得不可驾驭，王阳川急在眼中却无计可施，他不敢狠狠地教训孩子，哪怕说上几句重话，这样会招致谢淑君的吵闹。有好几次，王阳川都对村里谈得投机的朋友叹息：这孩子再这样任其混下去，迟早会出事。不料一句戏言，最后悲剧的句号竟画在自己的身上。
谢淑君是一名不多言语但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对儿子余鹏飞的爱，她可以说是爱到了骨髓，真到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到手里又怕掉了的地步。她不容忍任何人谈儿子哪怕已经重复了一千遍的缺点和错误，只要她听到了，她会在内心记恨你一辈子。
余鹏飞毒杀双亲在村里激起了很大反响。万永余毫不隐讳地告诉记者，在他们村，独生子女被娇惯到十七八岁还未干过农活的很常见。普遍的观点是，就一个孩子，累坏了咋办。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话题。（《北京青年报》200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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