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也上折反对修筑铁路，其理由之一竟然是修筑铁路会惊扰山川之神灵，使其不安，最终导致旱潦之灾。
上述反对修造铁路的“国情”论，可谓集愚昧、迷信之大成。但却受到清朝当局的首肯，修铁路的动议由此胎死腹中。
1913年底，袁世凯召杨度单独议事，询问帝国、民国两种国体，何者最适合中国。杨度回答：“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所趋，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乃为不可争议的定数，但以中国国情而论，民智未开，政治未修，文盲充斥，思想闭塞，建设落后，比之西方，差距何止百年。不过为政在人，有贤能之政府，就有国富民强之希望，帝国、民国谁为是、谁为非？总归一句话：‘事在人为’。”
杨度的“国情”论有两个“特色”：其一，明知民主为世界潮流，却借口“国情”特殊，反其道而行；其二，太偏执于人治的魔力，而把人民从权力运作中一脚踢开。
两相比较，第一种“国情”易于识破，第二种“国情”论则似是而非。倘能发掘“国情”论的源流，找出其变迁的来龙去脉，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不啻为一面镜子。（《团结报》200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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