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解放后发布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运动都是坚决拥护的。就是在“大跃进”时期，中央号召大炼钢铁，宋也积极响应。她在北京住房的后花园建立了一个炼钢炉，和工作人员一起炼钢。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事前周总理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她作了通报，并征求她的意见。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宋庆龄想不通，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发表于她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第9期上。当时，有人反映宋思想右倾，可是历史证明她是对的。
1959年夏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对宋庆龄的震动很大。当时她在北京，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很紧张，夜里做噩梦。”信末嘱我“看后烧毁”。她曾对我说：“彭将军跟随毛主席，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新中国的建立，他有极大的功勋，我熟悉彭将军，很敬佩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宋主席对此很不理解。宋主席原来的秘书黎沛华打电话给我说：“夫人（指宋庆龄）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你快快检查工作，只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当时我正在被批判，帽子一大堆：“思想右倾”、“只要宋庆龄的领导不要党领导”、“以宋来压党”等等。
宋主席自己也未能躲过这场浩劫。有部分红卫兵曾冲她的住所大门，周总理得到消息后，马上通知增加解放军保卫，并派出一位处级干部坐镇在那里。不久，宋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起来“造反”，她的警卫员带头要宋跟大家吃大伙房的饭菜，要她排队（当时她已经70多岁，而且有关节炎）。有人还提出来要剪宋的头发结，说梳巴巴头是封建思想。宋庆龄所以一直梳成发髻，是母亲的遗命，宋家三姊妹都梳着发结，如果真要强迫她剪去，那她会很伤心。幸亏警卫局知道后，很快解除了那个警卫员的工作，宋家里的公务员也陆续换去。
我被隔离，家中并不知道，去问中福会，这些造反派竟回答“不知道”。孩子们非常着急，就写信给宋主席。在那种困难情况下，宋亲笔给孩子们复信说：“我相信你们的妈妈是好人，不要着急，她会回来的。”
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时，准备搞一个图片展览会，希望展出一张宋庆龄个人的相片。她对我说：“突出个人不好。”她创建的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大批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我知道王学文同志的女儿及其他几位革命青年是在宋庆龄帮助下被释放出来的，当我问宋时，她说：“不知道，忘记了。”她为人谦虚，曾对我说：“营救他们出狱，继续为革命斗争，这是我的心愿，不记他们的姓名。”
何香凝准备写自传时，我就想到宋庆龄也应该写自传，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她看后表示要保留自己写的权利。宋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又快又好。但自传却迟迟不写，一方面是健康原因，另方面她认为自己写自己，难于下笔。她说：“何必宣传自己，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党内外有不少人想写宋庆龄，都被她回绝了。
宋主席对人非常有感情，凡是在她那里工作过的人，她都记得。有人有困难，她寄钱给他们。例如，王昌龄老人在宋家工作过，后来将他介绍到儿童艺术剧院工作，宋还常想到他。他退休后，家境困难，宋知道后寄钱寄衣服给他。
宋的佣人李燕娥，丈夫好喝酒，酒后就打人，所以结婚后没有多久，李妈就出来帮佣。宋主席告诉我：1931年8月，我从德国回来，母亲去世了，一位朋友将李妈介绍给我。当时她很年轻，二十出头一点。刚在我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她的丈夫就找来了，吵着要钱，以后不断地来，钱不给时就大吵大闹，甚至动手，李妈非常痛苦。我对她说：“你这样的丈夫怎么能白头到老呢？”她说，她很痛苦，就是无人帮助她办离婚手续。后来，我就请黎沛华给她办了离婚手续，李妈自己拿出一些钱，我也帮助她一些，总算了结。离婚后的李妈，精神好多了，她对我说：“不愿再结婚了，永远跟着夫人。”
1980年，我在华东医院碰到李燕娥，她患了子宫炎（其实是癌症）。李燕娥突然问我：“夫人说过：‘我们两人死后，葬在一起。我放在夫人旁边。夫人放在她父母身旁。李先生，夫人会不会忘记？”我对李燕娥说：“你放心，宋主席不会忘记的，她对我也说过：‘孙中山先生安葬在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瞻仰。我不能沾他的光。我父母安葬在万国公墓，他们旁边共有六个穴位，希望我们姊妹兄弟安葬在一起陪着父母。’宋说：‘现在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陪着父母了。’你长期陪着宋主席，死后也要你陪着她。”1981年2月，李燕娥于北京逝世。宋庆龄兑现了她的诺言。
1981年春天，宋主席在病重期间，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她一生的夙愿终于实现。
（《炎黄春秋》2002年第3期李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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