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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华大学一间普通的宿舍，八九平方米大小，两边是床架，中间桌上摆满了饭盒与水杯，桌下塞着暖瓶、脸盆和拖鞋，屋里有股球鞋的味道。刘海洋的床铺靠着窗户，被子没有叠起来，上面还零乱地摆着几本化学书。由于墙掉皮，贴着3张徐静蕾的宣传画。至3月7日为止，刘海洋已经12天没有回来了。2月23日，刘海洋“为了测试熊的嗅觉”将硫酸泼向北京动物园的5只熊，随即被西城区公安分局拘留。事发后，有同学建议帮他把床收拾一下，但最后大家还是决定维持原状，维持正在继续的生活。
对刘海洋伤熊事件，他的同学认为太不可思议了，而对刘海洋的评价，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分歧：勤奋、温和、自觉性强而自理能力差。曹海翔老师是刘海洋的年级主任，这个班他带了4年，他同样无法相信伤熊是刘海洋所为，“我是第二天知道的，就给他家打电话。他母亲哭了，问能确定那就是她儿子吗？我于是给西城分局打电话，那边说，是个高个子年轻人，一米八几，瘦瘦的，戴眼镜……我那天跟他妈妈通了十几个电话，她一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
这十几天里，所有刘海洋的亲近者都承受着双重压力。一重是社会舆论的压力，电机系一天曾接到200多个电话。其中有人劈头就问，你们清华怎么培养出这样的败类？刘海洋的室友史超华（化名）告诉记者。记者问曹老师怎么回答，他说他一直沉默着。他还说，他想给报纸写文章，“如果没有这件事，刘海洋会像很多清华学生一样，顺顺利利地读研、出国，回国就业，挣钱养家。但现在已经成悲剧了，你们写报道时，该多想想他的母亲、姥姥，那是一家三条命呀！”另一重压力则来自于对刘海洋行为的解释，这也是所有对刘海洋熟悉的人苦苦思索的难题。“这是一个小学生都知道不能做的事……如果说好奇心强，怎么不找只小白鼠？”曹海翔说。记者采访了北京安定医院的著名精神分析专家杨蕴萍，杨说：“这是一次攻击性的侵犯行为，选择的则是一个安全的对象——关在笼子里的熊。作为一个被束缚压抑的个体，往往会选择极端的方式反叛。”但刘海洋的动机是什么？杨认为只能从他的成长经历与教育经历中寻找。心理测试专家武伯欣同样热切关注刘海洋：“刘海洋生活在一个残缺家庭，客观上使得他更加关注像小动物这样文弱的东西，关注疼痛，这是他母性家庭背景的动机外显。他的伤熊行为是积极主动的，他的意识清醒，心理指向也较清晰，但是他的动机，明显地属于游乐性动机，可能是好奇越轨。”
于是，记者开始了对刘海洋教育历程的探访。刘海洋曾就读的中关村中学虽然拒绝了记者采访，但一位接待记者的老师说，“大家都在想——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什么？”
刘海洋生于1980年10月。他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妈说”，这是邻居们起的。
刘海洋的家庭是由姥姥、母亲组成的三口之家。刘海洋的母亲以前是公交车司机，现已退休，刘海洋出生不久，她即与丈夫离婚。20年来，一家人收入基本就靠她每月的工资。记者接触到所有与刘海洋相关的人，都格外强调他母亲和家庭对他的影响。
他母亲的爱，可以说到了一种极致。初中时，他是同学中惟一不骑车的，据说是母亲怕他骑车出事。直到上大学，他才学会骑车。母亲规定他的所有作息时间，包括几点回家，学习到几点睡觉，几点起床早修等等。刘海洋一直晚睡，从初中起就十一二点才上床。“他妈妈对他从小就非常严厉”。从小学到高中跟刘海洋同校12年并在初中时与他同班的卫明亮（化名）告诉记者，“据说原则是要求他每次都必须考第一，而刘海洋并不能算得上是天才型的，他只好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精神来学习，从不违背他妈妈的意志，怕她伤心。”
每次家长会，刘母总是中心人物。她要向各位家长介绍她教育孩子的经验。刘海洋和他母亲也就成了家长们议论与崇敬的对象。
刘海洋的朋友们认为他太听话了，甚至失去了自我意识。“他待人谦虚、温和、很规矩，但我总感到所有这些都是他母亲教的，并不是他认为应该如此。”刘海洋的大学同学说，“他本人并没有太多意识，他是个没有心事的人。”刘海洋会和他的同学谈起他的家庭，“大家都很伤感，但他叙述的却是那么客观，听不出爱和恨，也不知道他将来要怎么样。他说他从来就没见过父亲，但我们都听不出他是否为此伤心。”
“你不觉得刘海洋的生活单调吗？”出事后有记者问刘母。“我没辙呀，从3岁起他就是我的半个肩膀，我将来必须依靠他。”
2002年3月8日下午，记者终于获得刘海洋从小学到高中同学的信任，在清华南门外一家小茶馆跟他们见了面。见面之前，他们特意跟刘海洋的初中班主任商量过，还提前“调查”了本刊“背景”，要求查看记者的证件，并要求“审稿”。“一切都为了更谨慎些，毕竟这是关系到刘海洋的大事儿。”他们无奈地对记者说。显然，他们比记者所知道的刘海洋都更成熟和更有社会经验。
刘海洋的小学是在北京友谊宾馆子弟学校西颐小学上的，1986年入学，学校离他家只隔着三义庙上的一条马路。卫明亮说，“刘海洋可以说是从小就受欺负，我印象中他不爱招事儿，比较文弱，跟谁也不是那么爱交朋友，但是很随和，绝对称不上‘孤僻’。他与人交往的方式比较独特，就是别人来问他任何学习上的问题，他都是有求必应。因此下了课，他身边常常会围了一圈儿同学。”刘海洋在学校里原来也不受注意，可是自从有一年暑假，他为了做数学题闷在家里，起了一身痱子后，老师就开始特别重视他。至今，他母亲还常常拿这件事作例子，说明刘海洋的好学。
1992年9月，刘海洋来到中关村中学（原中国科技大学附属中学）上学。在这里的六年，刘海洋始终是学校一块金光闪闪的“招牌”，所有老师都喜欢他。
“学校的生活十分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单调。”刘海洋的初、高中同学说。
刘海洋并非别无爱好，只是太少了。他集过邮，还养过一回鸟。他爱看霍金的《时间简史》，总喜欢跟人谈论；他还把那套《第一推动力》丛书看得差不多了。尽管语文一直是他的“瘸腿”科目，但是作文不算差。
“刘海洋遵循严格的逻辑思维，他不是感性思维，甚至可以说他是缺乏感情的。”卫明亮认为，“他很少外出，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阅历太少了。”
刘海洋从小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从没人说他坏，他对别人的恶作剧与戏弄也从不记仇。“只是他遇事往往手足无措。”有一回，因为个子太高，他在护栏底下把脑袋磕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他就愣在那里，半天不动弹，没有意识到要找老师，也没有向同学呼救。
进入高中，学生之间的关系相对淡漠下来。刘海洋所在的八班和隔壁的七班被列为“重点班”，八班是重点中的重点，其产生方式是升学考试时根据每个学生的成绩，进行年级大排名，前45名进入八班，但凡是成绩下降到不如别班的八班学生也会被剔出去。这种机制导致了身在八班的学生终日人心惶惶。这种流动性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亲密稳定。
1998年，刘海洋以620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比他母亲理想中的计算机系低了两分。
“新生入学都有一个各种水平考试。”刘的同学李乔生（化名）告诉记者，“清华每年都要给新生一个下马威，靠这次考试把各省的状元们分个三六九等。我们的感觉都不好，害怕被开除，那会儿所有人都拼命读书。”同学们记不起刘海洋当时成绩如何，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也面临同样的局面——从备受瞩目到默默无闻。刘海洋如何度过这次心理转变，没人能说清，因为他们都一步一步过来了。只是有人很晚的时候曾见到刘海洋蹲在电梯口，抱着头，怎么也不说话。这是刘海洋的同学惟一一次看到他的痛苦。
刘海洋就读的电机系是清华老牌工科系。他的学习不错，但不是第一。“他的成绩是在大三后开始上升的，‘推研’时全系120多人的大排名，他在20多位，从成绩看是中等偏上的学生。”曹海翔回忆，“他填过《家庭状况调查表》，确实比较困难，但那时他母亲还没退休，毕竟每月还有1000多元，他不算最困难的。”从外在压力看，刘海洋的境遇不是最差的。
大一时系里曾搞过一次心理测验，刘海洋没有任何异常症状。刘在同学中的人缘也不错，没有红过脸打过架，他和北京籍的同学过从甚密，还经常回中学看老师。
在大学里，刘海洋公认的问题是“自理能力差”。直到大四，他依旧把衣服带回家洗。“军训时他的背包都是我帮他打的。”他的一位同学说，“在大学里穿衣服还成问题，有时把扣子系错，有时领子一个里一个外；回家时经常叫我帮他往自行车上捆被子，他自己捆的半路上肯定掉下来。”刘海洋的的个子很高，快有一米九了，但篮球、足球都不会，显得动作很笨，但他还是非常努力地去寻找锻炼自己的机会。
出事前刘海洋没有任何异常表现。1月29日中午，有位同学跟刘海洋说，“快过年了，你也去买条裤子。”刘笑着说，“我的钱不往那儿花，你看我这瓶‘火碱’，才8元钱。”“你买火碱干什么？”“做试验，把电极插入氢氧化钠中，就分解了……”当时没有人深究他的试验。刘的同学们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当时确实想做化学试验，但实验的对象不是熊，而他后来想到了熊。他又一直对生物感兴趣，沉迷于物质世界中的刘无法自拔……”
“我们做学生工作，主要是‘抓两头、促中间’，对天才学生和学习后进者关注得比较多，对生活特别困难和情绪不稳定的付出的精力多。我们一直认为刘海洋属于中间，属于正常的大多数。”曹海翔说，“如果说过失的话，我们对于生活、学习等显性的问题关注很高，对内心隐秘的危机察觉不够，平时倾心的交流还是少了。”
刘海洋的同学认为，他们的生活都差不多，快乐不快乐很难说清，清华的学生都这么过。记者在清华，刘的一位同学指着正在走过来的一位同学说，“他在我们班学习前几名，但一年不说几句话。到我们宿舍来借电话卡从来不正大光明地讲，总是把人拉到一边悄悄地问，你说这正常吗？你说刘海洋生活单调，我们宿舍有个哥们，一学期出不了几次清华大门，他不单调？我敢说，在学校里比刘海洋不正常的太多了。”
公安大学心理测试中心负责人武伯欣说：“国际心理卫生研究和国际变态心理学研究表明，在特殊群体与人际环境中，更容易引发心理异常问题，比如部队、大学生、图书馆管理员、演艺圈和海员等。其中大学生因为采取集中住宿制，人际交往和管理制度单一，生活单调，空间压力大，自然成为心理病症的高发人群。”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樊富珉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王建中，曾长期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按照他们的调查，大学生中有比较明显心理问题的占20％，达到心理障碍程度的有10％，存在精神问题的占1％。“有心理困扰症状的就非常多了，这些比例在所有大学都差不多。”清华大学有2.4万名学生，如果按照这一比例，在这个“正常的大多数”中将至少有4800名学生需要心理救助。清华学生工作部下有一个心理咨询中心，专职人员3人，另有十余名兼职医生，“我们每天都有人值班，而且服务都是免费的，但从目前状况看只能是提供基本服务。”一位咨询老师告诉记者，“搞心理健康工作有一个特点，要用80％的投入和精力解决20％的人的问题，这往往又是个无底洞。”
除了心理健康外，“刘海洋伤熊事件”直接引发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学生的道德与人文素质教育。清华大学已经拥有十个学院，横跨理、工、文史、经管、法律、医学、艺术，在高等教育的12个门类中，除了农业和军事，该有的都有了，但培养通识人才却非像院系扩张那样可以立竿见影。
清华人文学院的董士伟老师最近刚刚处理完一起研究生打架纠纷，“实际上是小事，就是因为宿舍关灯问题，因为生活习惯不同最后竟然动起手了，闹到要换宿舍的地步。清华校领导一直都很重视全面的素质教育，但很多最基本的情感教育，都要大学来完成。”
一位教道德课的教师告诉记者，在他的课上，1／3的学生用三角板画电路图，1／3的背单词，认真听课的很少。还有一位老师说，“长期以来，我们教的一直是文史知识，而不是培养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并不是会背几首诗知道几个人名，说到底是完善人格，培育社会良心，培育对人类和民族的使命感，它是非功利的。”
记者希望采访校方但被婉拒，只是说“刘海洋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学校在等待结果”。一位校领导告诉记者，“不能说清华的教育没有问题，这是推卸责任，但问题也不全是清华的。家庭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几方坐下来聊一聊，可能才会有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11期李伟巫昂文图片选自该杂志该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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