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鼓书艺人》竟没有中文本。我很想翻译它，却没好意思开口。
当年在重庆，父辈们工作完毕，常在一起吃饭，老舍伯伯总要我坐在他的身旁，分吃他下酒的花生。因为我胖，伯伯打趣我，叫我“横姑娘”，还要编一个以我为主角的幽默童话。我曾将这段故事写过一篇小文，登在《十月》杂志上。
大概是老舍伯的在天之灵听到了我的心声，1973年的4月3日，我忽然收到舒伯母的一封信，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求萧乾试译《鼓书艺人》，萧乾婉辞拒绝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舒伯母说想你一定乐意翻译。不知你意下如何？
我大喜过望，立即动手译出前4章。舒伯母看后总体上觉得不错，只指出我几处不合北京习语和曲艺行话的地方。她马上拿去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看，得到韦君宜先生首肯，于是我翻译得更起劲了。舒伯母确实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艺术经验，对曲艺界的人和事也相当熟悉。有关“开锣”的那一场戏，由于牵涉到许多曲艺方面的行话，我简直举笔艰难，全凭她指点。她家来往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凡来了曲艺界的人，她就询问大鼓书演唱方面的细节，从演唱词到门帘台帐，不厌其烦。《鼓书艺人》上有段《大西厢》，要从英文译过来，我找不到合适的词，难死了。老太太就趁艺人白风鸣来访之际，请他唱了一遍又一遍《大西厢》，逐字记下来给我。我走访了当年与老舍相熟的曲艺艺人，我甚至找到了《鼓书艺人》中小刘的原型，这得到了舒伯母的赞许。
我在翻译中用了少许北京土语，舒伯母认为不必，她说：“尽量写通俗口语为好。老舍解放后写东西就比较少北京土语了。虽然描写大鼓艺人用大白话，也不要太老年间的土语。现在出书还是给八十年代的人看，所以我的意思是用普普通通的北京话就可以了，更不要把现在时髦新名词加在里边。”
经过舒伯母的努力，人民文学出版社当年就出了单行本，上海的《收获》杂志也全文予以刊载，得到好评。如今《鼓书艺人》已收入《老舍全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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