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有作者不会因名或因利这么乱来一气的。比如余秋雨在其《文化苦旅》走红后,经不住出版社的游说,又分别出了《秋雨散文》和《文明的碎片》——两书的内容主要是从《文化苦旅》和当时尚未出版的《山居笔记》里边选出的。书出之后有读者写信给余先生抱怨他重复出书。阅信后,余先生马上决定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损失由他自己承担;不再在内地出版《山居笔记》(后来因盗版猖獗,余先生还是在内地出版了《山居笔记》)。再如钱钟书先生1984年出版《七缀集》,在序中,钱先生首先交代:“这一本文集是全部《旧文四篇》和半部《也是集》的合并”。接着钱先生解释了这样做是因为两书很难买到,同时钱先生也借机会把著作大大改动了一下。
问题不在于该不该重复出书,而在于作者和出版社究竟抱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读者:是为名为利,好卖就出,哪管是否会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的经济负担呢,还是完全从读者利益考虑?(《中华读书报》200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