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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匪头子谈判 |
我所供职的公司在巴基斯坦承包了一项国际工程——帕特菲德水渠扩建项目。该水渠从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格什莫尔市引印度河的水，一直往西到卑路支省的德拉木拉贾马里镇附近，长100多公里，经过两个省份，沿途都是荒漠。其中有一段经过一个名叫德拉布格提的部落地区，我们内部管它叫土匪区。这个土匪区头子的名字就叫布格提，想必这地界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们都管他叫“不可提”，因为一提起他人人都害怕。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对中国公司在那一带投标曾表示过担忧，但公司既然已中标，按规定便必须要和业主签订合同并组织施工，否则要没收投标保函。
巴基斯坦政府也清楚那一带的治安情况。我们一进驻工地，政府便给工地上的外国人（包括中国承包商和英国监理工程师）免费派来当地的政府部队，作为我们的个人保镖和营地保卫人员。
1993年中，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公司派往项目组任副经理的，主管征地和安全。项目组设在总营地贾马里镇。
土匪对我们工地的威胁和打击是逐步进行的。刚开始是要求我们一定要雇用部落地区的人干活，按一个一个小地主的领地划分，到谁的领地便要雇用谁的人。有时两个地主之间相距不过50多米。后来是干扰我们的测量人员，躲在远处向我们头顶开枪。吓得保镖经常把我们的测量人员按倒在水渠的低洼处。再后来便出来要买路钱，否则不让测量。
从当地雇员口中，我们知道了匪首“不可提”的一些情况。他曾是抗击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民族英雄，凭借着沙漠，英国人无法征服他。如今在他的领地里，有自己的法律、监狱和武装，当地人指给我看，凡是两轮驱动的皮卡车，后箱焊有铁栏杆，车上坐着拿着枪、包着头巾的人，在沙漠中沙土飞扬地奔驰的，便是他的武装。当地人还不约而同地提示我，“安全问题”都是他制造的。也只有他下令，我们的项目才能没有危险，顺利进行。由于巴基斯坦惟一的油气田就在他的领地里，政府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但上届政府曾将他打入大牢，并在他坐牢期间开挖了帕特菲德水渠。
我将情况向公司驻卡拉奇总部汇报，并和项目经理一道亲赴首都伊斯兰堡向中国大使馆直接汇报，希望通过政府一级自上而下地解决问题。
不久，巴基斯坦政府派来正规的边防军，进驻了我们两个位于部落区（土匪区）内的分营地，每个营地大概三四十人，包括轻重武器和装甲车。他们在营地四周设立岗哨，在我们的宿舍房顶上构筑机枪掩体，实行24小时保卫。我们的人每天上下工地都由军车护送，活像劳改农场的犯人，但心里松了口气：至少这下可以安心施工了吧。
没想到，情况反而恶化了。自边防军进驻工地后，土匪一改过去口头威胁、小打小闹的方式，开始动真格的了。他们不断地用火箭筒袭击我们的大型设备，从山东的推土机、柳州的装载机到韩国的挖掘机等等，一台接一台，都被他们用穿甲弹打坏了。设备放在野外工地上的，他们夜间开着车来，打了就走。边防军还没来得及反应，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袭击最初仅限于部落区里面，后来大概是为了显示力量，又袭击了在部落区以外的设备；还抓住一次机会，从工地上连车带人地劫持了一辆皮卡车（幸运的是，车上的人在沙漠深处被放了下来）。最后发展到用火箭筒直接袭击我们在部落区里的、有重兵把守的两个营地。幸亏发射距离远，炮弹没有命中宿舍，只落在院子里，但还是有一名士兵受了轻伤。到了这个份儿上，工程只好停工。
这时，我公司驻卡拉奇总部打来电话：“小李，你去见一见这个土匪头子吧，看看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好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我心里明白，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被扣做人质了，但还是决定深入虎穴。我拟了一封信给匪首“不可提”，说明了想与他商谈的意向。请了一个来自他部落的人把信送去，两天后那人回来了，带来了“不可提”的秘书写的条子，同意会面，并定下了会面的时间。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叫上翻译，带齐保镖，一清早就出发了。
实际上，我走后不久，同事们就断言我是绝对回不来了。因为头天夜里，工地又有设备几台被火箭筒打烂了。消息报到项目组已是上午10点钟，我已经离开几个小时了。按理，既然已经同意谈判，就应该暂时停止行动，看谈判结果如何再说。现在既同意谈判，又继续打，只能说明他们对谈判毫无诚意，或者根本不在乎谈判结果。
在沙漠中走了几个小时，来到巴基斯坦的天然气城苏伊。过了苏伊后走的就是柏油路了。路不宽，但很平坦，路两旁是巴基斯坦中南部典型的荒漠和寸草不生的土山土坡。我猜这条上好的通向土匪窝的柏油路一定是土匪头子修建的。沿着柏油路走了约两个小时，上到一个狭窄的山口：翻过山口，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盆地。盆地中央是一个小城镇，车上的保镖欢呼：“德拉布格提”终于到了！
进了城，保镖指挥我左转右转，终于来到一扇大门前。我把车在门前停下来，抬头一看，禁不住倒抽一口凉气。大门两侧的门柱上备有一个碉堡，碉堡里各有一挺机枪直直地瞄着我们！保镖下车走进大门通报去了，可我望着黑洞洞的枪口，心里直打鼓。
大门被打开了一半，保镖在里面向我招手。进门的瞬间，我有进老虎嘴的感觉。大门在身后“哐”的一声关上，我的感觉是老虎的两排牙齿“喀嚓”合上了。我一咬牙：没有退路了，生死由命吧。
我们被领到一幢伊斯兰风格的砖房前。“不可提”的秘书——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男子在房前等候。跟着他进到屋里，在一间铺有波斯地毯的小客厅坐下。秘书招呼仆人送上奶茶和饼干，寒暄了几句，告诉我们说头儿正在主持整个部落的会议，要我们稍等一下，说完他就离开了。
秘书回来过一次，说部落会议还没开完，叫我们继续等候。估计又等了有半个多小时，秘书再次回来。这次他叫我们跟他走，说会议估计一时还结束不了，他们的头儿让我们干脆去他开会的地方见他。跟着秘书穿街过巷（这肯定是他的城中城），懵懵懂懂走了几条街，来到一个由两个持枪的人把守的小门前。
进了门才发现这是个足有整个足球场大小的带围墙的大院子，沿着围墙有一二十个荷枪实弹的人在来回走动。院子中央是一个像凉亭一样的大圆顶房子，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估计得有一二百人，全是些穿着巴基斯坦传统长袍、缠着头巾、赤脚或穿着巴基斯坦式皮凉鞋的男人，一个个肮脏不堪，满脸络腮胡子。这些人大概都是部落里面的地主或小头目，可能在为他们之间的纠纷争吵，他们高声喊叫，夸张地挥动手臂。看上去会议开得还挺火爆的。
秘书带领我们穿过众人让开的一条通道走进凉亭。凉亭中央盘腿坐着一位须发皆白、戴着眼镜的老人，这便是匪首“不可提”无疑了。他声音洪亮，目光似剑，权威地回答着一个个问题，处理着一件件纠纷。若不是在此时此地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无法将这位有着学者风范的老人与“土匪”二字联系在一起。
看见我们一行走进来，凉亭里顿时鸦雀无声，土匪们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这个怪物。“不可提”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示意我们在他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坐下，并用英语告诉我稍等片刻，会议很快就结束。
我听不懂他们的话，无事可做，便一一打量起众土匪来。谁知不看不要紧，人群中一张熟悉的面孔把我吓了一跳。他就是我们项目组所在地德拉穆拉德贾马里镇政府中的一名官员。他为什么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政府官员和众土匪一起老老实实地坐在土匪窝里，只能说明当地政府也是屈服于“不可提”的淫威的。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会议结束了。两个仆人把“不可提”扶起来，众土匪自行散去，“不可提”示意我们跟他向凉亭一侧的小门走去。我这才发现紧贴着凉亭还有一幢平房。进了门是一间大客厅，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不可提”示意我们坐下。他也盘腿坐下，斜着身子对一个仆人说了句什么，一下子进来几个人，手里端着大盘小盘，眨眼间我们前面的地毯上便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我偷偷看了看手表，快下午2点了。这大概是午饭吧。
吃完午饭，仆人端来奶茶。这时，“不可提”才对我说：“我们开始吧。”我忽然感到不知如何说才好。既要把问题说清楚，又要尽量不得罪他，否则谁知他一怒之下会如何处置我？我首先小心翼翼地向他介绍我们的项目，声明这是由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利国利民的国家项目，而我们又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友好国家中国，并告诉他，我们的项目有一段在他的领地范围内。然后试探着问他，近来我们的工地上不断发生武装袭击事件，有的事件发生在他的领地内，不知他是否知道。我不能说是他的人袭击了我们，一来没有证据，二来如果他一口否认，我便没了退路。“不可提”回答得也很巧妙。他模棱两可地说：“可能是因为你们没有满足人家的合理要求，所以才引起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吧。”
我用笔在他面前的餐巾纸盒上画出水渠施工示意图，着重解释从渠道中心线往两边各50米是合同规定给我们的施工范围，而我们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我的意思很明白：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不可提”听完后想了想，转头和他的秘书嘀咕了几句，秘书便从另一个房间拿来一个账本，“不可提”接过账本翻了几页，然后把其中一页的几个数字指给我看，同时告诉我，巴基斯坦政府在他坐牢期间修建了帕特菲德水渠，征用了他的部分土地，但是没有给他足够的补偿，有大笔款项尚未支付，估计也不打算付了。而现在政府要扩建帕特菲德渠道，又征用他的土地，又没有付征地款。所以他不得不用阻挠施工的手段逼迫政府补偿他的土地。我算了一下，旧账新账加起来有好几千万卢比。原来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刚才太集中精力与“不可提”谈话，神经高度紧张，一时把自己的安危忘记了。现在谈话快结束了，这个问题又出现了。“不可提”完全可以把我扣下当人质，逼政府就范。
正自胡思乱想，“不可提”已站起身来，向我伸出手。我本能地急忙站起来握了一下他的手，听见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可以走了。”
直到今天，我都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从会谈室出来，如何离开德拉布格提，如何开车回家的。只记得回到营地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一看见我，焦急等候着的同事们七嘴八舌地说，他们都以为我回不来了。
我将这次和“不可提”的会谈情况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交公司驻卡拉奇办事处，据说办事处也将情况向有关部门汇报了。得到的反馈消息是，政府决不会向恐怖分子妥协。结果当然是政府派更多的士兵对我们实施更严密的保护，土匪则对我们发起更频繁更猛烈的攻击。有一天，一名来自广西玉林的工程师在工地上遭到伏击，皮卡车被冲锋枪打成蜂窝状，车上5名士兵全部中弹身亡，玉林的工程师及时趴在方向盘下侥幸脱险。一个晚上，土匪竟然同时炮击两个分营地；幸亏都未命中宿舍，大家趴在床下，听着屋顶上士兵们激烈的机枪还击。事后，我只好把那里的人员全部撤到较安全的贾马里总营地躲避了一段时间。
这是1995年6月份的事。国内公司总部得到消息后，最高领导火速赶到巴基斯坦，深入现场，研究对策。其实形势也不复杂：巴基斯坦政府是不会妥协的，我们要想继续施工，还是要和“不可提”谈判，就是给多少钱的问题。“不可提”报价200多万美元，作为复工条件。我们认为此价太高，实在无法接受，继续和“不可提”谈判，并将我们的诚意以及实际困难向他解释清楚。谈判终于成功了，工地8月份复工。这个项目继续进行，并最终完工。
（《世界博览》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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