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写焦裕禄的文章是在1966年初。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做主。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人们已经被搞得有点紧张了。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两件事情，第一，兰考的灾荒敢不敢写，困难时期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敢不敢写？我是大胆地把它写出来了。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对这个问题我拿不定主意，但我还是大胆地写了。我说，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就不要发表。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意义了。
第二，我没写阶级斗争，一句话也没说。那个时候就是强调阶级斗争。我没有写，因为在焦裕禄那个地方没有搞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是阶级斗争吗？不能算是阶级斗争，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这不能上升到阶级斗争。应该实事求是，没有就是没有，不能瞎写。这篇文章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改了7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了。
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是吴冷西同志，他看后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这个典型太感人了。但是要发表，对于上述的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请示中央领导同志。他去找了彭真，彭真同志看后，拍板了。怎么谈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是彭真同志拍板的。他当时是书记处书记，中央日常的工作都是他管的。他一拍板，我就敢发了，我先给《人民日报》，我说，《人民日报》发完了，新华社再发。署名是本报记者，新华社同仁还有意见，怎么先给《人民日报》呢？我说，这是冷西同志决定的。因为那时冷西同志兼任两边，除了是新华社社长外，还是《人民日报》总编辑。
谁也不知道这篇报道的发表是彭真拍板的，我也从来没说过。
（《北京日报》2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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