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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18日，80岁高龄的乔治·温纳里斯病逝于济南。弥留之际，伴随他的除了中国太太和六个亲生或非亲生的孩子，还有满满三大箱马列哲学书籍。下面是与他相濡以沫40年的妻子白锡荣的自述。
1965年，我的第一个丈夫抛下我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去世了。厂工会的李大姐给我介绍了济南造纸厂的乔治·温纳里斯。见我不乐意，李大姐说，这老美，政治出身是不好，可人家还是厂里的学毛选先进分子呢。
见面时，老温自我介绍说，他是美国新泽西州人，有三个希腊血统的妹妹，在朝鲜战场被俘虏后，主动要求留在中国接受“改造”。这十几年来，当时自愿“改造”的20名美国战俘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他，和一个在天津的爱德华。
我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回去？他的表情忽然很严肃：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信仰——共产主义！
婚前的老温还蛮“单身贵族”的。外交部对美国战俘有特殊政策，他可以每月领取180元的补助，可以买黄油、咖啡、牛奶，只要愿意，还可以到济南饭店享用一顿美味的西餐。但1970年和1973年，我们相继生下女儿温绍霞和儿子温绍磊后，在八张嘴的生活压力下，生活渐渐困难起来。老温先是改抽“金菊”，这种烟当时最便宜，后来学起腌萝卜咸菜，拆口罩做尿布片，最后，干脆把咖啡也戒掉了。那段时间，他人都蔫了，我劝他，他故作轻松耸耸肩：这是我改掉的最后一个资产阶级习惯！
他一直在朝着自己的“改造”目标努力。在工厂，他总是抢着干最脏最累的活，空闲时，他总是双手不离马列著作，面对敌意和侮辱，他总是报以笑脸。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老温站在旧平房前的照片，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美国人称他是个“抽象的人”。1976年的一天，老温回家说，一个美国记者为他联系好了回国的事。
回到阔别26年的美国，老温立刻像“出土文物”一样被媒体包围了。全美50个州有47个州向他发出了演讲邀请。老温的照片上了著名的《时代》周刊封面。
但很快老温就不快乐了。因为他发现，多数美国人希望从他身上得到的，只是类似非洲丛林探险的中国经历。他们并不真正重视他的看法，却喜欢以猎奇的心理，算他的月工资能折合成几块美金，够吃几块汉堡，他的中国老婆是不是缠足。一家出版社想联系他出一本叫《一个美国人亲历的文化大革命》的书，说只要按他们的要求做，就可以得到30万美金的稿费。老温拒绝了。回中国前，他对追上来缠着问他到底为什么回“贫困的大陆”的美国记者说：我回中国，是因为那里有我的信仰。
1989年，绍霞、绍磊去美国大使馆办了签证。晚上吃饭时，他借家庭会的机会，很严肃地说：你们的目的是去学习，学完后得回来，要建设中国！绍霞、绍磊很快在纽约一家食品公司找到了工作，每次来信都说过得很好，再不提回国的事。老温特别生气。他想不通为什么孩子在中国长大，却不理解父亲的选择。他对我叹气：美国有什么好？失业、吸毒，社会主义国家多好。
马列书籍依然整齐地摆在他心爱的书橱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戴上老花镜，专心学习起邓小平文选、江泽民三个代表讲话来。造纸厂的老工友老王领不到退休金，向他诉苦，他根本不相信，拉着老王去找“政府的朋友”，直到确认是事实，才默默地取出500元钱递给老王。
他偷偷去工作了30年的济南造纸厂，发现工厂已经处于半倒闭状态。73岁高龄的老温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设在济南大厦内的再就业中心，劝那些下岗工人“耐心”些。当他的“布道”再也没有作用时，他就用纸包着一点钱给人家，有时30元，有时50元。
其实老温没钱，结婚后他过的都是苦日子。从1984年起，补助涨到每月230元，1995年涨到1400元。他在造纸厂、山东大学工作都是义务的，这点钱就是他唯一的收入。另外，外交部每四年给他报销一次回美国的往返机票。但自从1982年他回美国为母亲送葬后，就再没有回去过，因为不舍得“花国家的钱。”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住的是济南交通医院，因为药费花了一万多元，心疼得不想再住。那天他试探地和我商量，可不可以找家便宜点的医院。没等我回答，他的蓝眼珠已盯住了前方。那儿摆着一台14英寸的熊猫牌旧彩电，里面正播放着刚刚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我知道他其实从心底一直关心着自己的祖国。我听到他嘴里低声的咒骂：SHIT（粪便，卑鄙的家伙）！他痛恨暴力，也牵挂两个孩子，直到绍磊打来电话，他才稍稍安心。但从那时起，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女报》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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