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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以阳建伟为首的犯罪团伙共12人均在上海落网。该团伙由同乡组成，组织严密，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犯罪工具从东洋刀到手枪，冷热兵器兼备。起事之初，主要帮人追债，进而发展到强行向娱乐场所推销茶叶并收取保护费，在赌场放高利贷，敲诈勒索挟持人质。
这个团伙就是典型的黑社会犯罪组织，它的下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黑社会犯罪，是一种国际社会公认的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被联合国大会宣称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从常识上，人们对其并不陌生：意大利黑手党、台湾竹联帮、日本山口组以及旧中国的青帮和洪帮，均属于黑社会。但从法律科学的角度，作为刑法学术语来界定，国际通用的定义是“有组织犯罪”。
专家分析，目前中国内地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大体分为以下六种类型：劫匪型、打手型、地霸型、欺行霸市型、走私贩毒型、高利放债型等。
劫匪型——以劫财为目的，其手段是赤裸裸的抢劫、掠夺，绑架、敲诈勒索，表现得极其贪婪凶狠。表面上和一般的盗窃、抢劫团伙相似，但因其有强有力的首领和严格的内部纪律，所以成为一股破坏力极大的黑帮势力，代表性的团伙为张君匪帮。
打手型——一般受雇于人，以替人讨债、绑架、报复杀人等为职业。他们不仅受雇于一些老板，也被某些官员雇佣。代表性案例有广东阳春市市委书记严文耀为了除掉自己仕途上的竞争者，买凶杀人。
地霸型——这类黑势力主要出现在农村或小城镇，以掌握某一地方实权的乡镇、村和街道干部为核心，聚集一批地痞流氓而成。代表性人物有天津大丘庄的禹作敏。
欺行霸市型——是目前最普遍的黑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敲诈勒索。代表性团伙为浙江省路桥综合市场托运行业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的“二林集团”。
走私贩毒型——此类黑势力并不只是走私贩毒，还经常犯有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罪行。区别于走私贩毒人员的是团伙犯罪通常伴有暴力手段。代表性团伙有广东雷州半岛的叶汉林、黄新新走私黑帮。
高利放债型——这类黑势力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和两广地区。代表性人物有在广西梧州开设“及时雨典当行”、自称“宋江”的张树林。
在表现形式上，这几类会有交叉重叠，但性质大致就那么几类。
黑社会势力背后几乎都有腐败“公仆”的影子：
吉林于氏三兄弟的保护伞涉及几个县的公安局民警；
西安市郑卫国的保护伞，就是长安县财政、公安、交通部门的五个腐败分子；
湖北省老河口市公安局副局长雷新元，就是余林黑帮最大的保护伞。
浙江温岭的张畏，就用金钱控制了当地一批官员，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市长周建国和公安局局长杨卫中。他们对张畏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张的别墅的墙上甚至挂着一块“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上学真受罪，活着也嫌累，不如参加黑社会，有钱有权有地位。”这是近年来在一些中学里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谣。
近年来，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帮会渐渐多了起来，有的地方，一个县里就有数十个帮会，甚至一所学校里就有七个。名字都很吓人：“大刀帮”、“青龙帮”、“飞虎帮”、“蜘蛛帮”等等。这些少年帮会少则几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有帮名还有帮规。这些帮会几乎都有暴力倾向，并都以黑社会为榜样。
西安市少年帮派“山合社”自2000年11月成立至去年3月被警方捣毁，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作案20多起，其中还有像绑架这样的恶性案件。
重庆市江北区破获了一起少年暴力抢劫团伙，在涉案的21人中，“老大”刚满19岁，最小的不足14岁。一年里，他们持火枪、砍刀和匕首等凶器作案20多起，打伤7人，其中重伤3人。
四川沪县的“新龙会”则更形同于黑社会了。这个帮会是近年来警方破获的拥有在校生人数最多的少年帮会。“新龙会”成立于2000年9月，2001年4月被警方破获。“老大”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另有三四个骨干年龄过了18岁，其余97名成员是清一色的在校生。帮会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下设刑堂、狂人堂、神偷堂、财部等堂口，各堂口还设有堂主。行动有计划，有暴力胁迫，因此当地有关部门曾认定新龙会是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为首者和几个骨干受到了刑事处罚，其他人在写了检讨和退出新龙会的保证书后继续留在学校读书。
黑势力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就会寻求保护伞，进而为自己的“黑漂白”做准备。这就决定了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只满足于有人罩着，再有权势相助都不如自己掌权来得稳当。
1993年5月，河南省虞县利民镇人大换届，何长利犯罪集团倾巢出动，并在保护伞的帮助下，将何长利推上了利民镇副镇长的位子。一年后，利民镇政法委副书记、武装部长、派出所治安员、电管所长、企业办负责人，都是何长利团伙的人。全镇7个基层党支部中，除一个班子早已瘫痪、另一个支部书记是女性外，其余5个书记都是他的人。10个镇办企业中有7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47名镇人大代表中有22人都是何长利的兄弟。他们操纵选举，撤换不听命于他们的企业负责人。这伙人长期横行乡里，称霸一方，甚至经常于光天化日下强奸妇女，勒索他人财物。
吉林省长春市的梁旭东自1994年以来，网罗社会上的刑满释放和不法人员，进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长达4年之久，作案58起，涉及15项罪名，先后杀害、伤害、致残51人。这样一个公安机关正在缉捕中的黑道人物，1995年10月以一张假的大专文凭和某事业单位“保卫科长”的假身份，办理了聘用干部手续，调到长春市公安局，成了朝阳区分局刑警队侦查员。
东北某市黑势力头目当上了市政协法工委副主任，当上级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调查时，这位黑老大却跳楼自杀了。一看死无对证，他的保护伞们竟然大兴问罪之师，弄得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
黑社会并不非常可怕，可怕的是黑社会的手伸得太长。
从1996年到2001年，警方称已经破获80多个犯罪团伙，作案160多万起，占有记录犯罪总数的39％，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有专家认为，社会处于转型期，新旧体制、新旧观念冲突剧烈，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城市失业人口增多，农村隐形失业人口往城市大量流动加大了原本紧张的劳动力供求矛盾。这种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5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10万，1988年290多万，增加了20多倍。2001年近400万，比50年前增长了近40倍。不少人指出，国内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进入了世界领先行列，心理失衡的人群特别容易走极端。流动人口处于社会控制之外，大多跟亲戚、老乡居住在一起，因而极易抱团结伙。“两劳”人员找工作的难度比常人要困难得多，客观上，他们是受歧视的一群，因而已具备重新犯罪的主观因素。青少年群体自控能力差，好奇心又重，很容易受到恶势力的诱惑。这就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准备了后备力量。这几年，外来人员犯罪率占上海发案率的三分之一。他们找不到工作就结帮作案，扒窃为主的“新疆帮”，诈骗为主的“贵阳帮”和”安徽帮”、以盗窃为主的“苏北帮”，抢劫为主的“东北帮”，盗卖车船的“温州帮”、“福州帮”应运而生。从成员的特征来看，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淡薄，谋生能力差，并沾有赌博、打架斗殴、好吃懒做等恶习。
另一方面，财富的大量聚积也带来了腐败和堕落，使赌博、卖淫等古老的恶习再度兴起，而这些又恰好是黑社会的传统经营项目。
官员的腐败，一方面给黑社会提供了保护伞，另一方面也是很多人走上黑道的催化剂。很多社会不公的造成，与腐败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就有，据考证，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黑社会扬眉吐气的时期是在本世纪初，反清复明时形成了白莲教、天地会、洪门等，最后在三四十年代达到了高峰，这与蒋介石的大力扶持有很大关系。毛泽东在1926年3月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北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的力量。”这类人员常常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而在家长制的组织形式下，形成种种名目不同的无政府的组织，有的还拥有武装。他们曾经用这种组织去争求在社会生活中的互相援助，但有的也与官僚、土豪劣绅相勾结，迫害农民。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曾经利用青帮等黑社会组织来破坏革命，反对工农，充当了蒋介石政权的工具。
中国古代文化推崇的“拜把子”、“桃园结义”千古流传。《水浒传》中推崇梁山好汉精神，电视剧《水浒传》播出后，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你有，我有，全都有”，无非是一种强盗逻辑。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帮会世界，以上海为例，近代上海黑社会有着自己的帮规会律，事关黑社会存亡的帮规铁定不能改变。这些帮派文化对现今的黑社会组织影响很大，在当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有的举行仪式，如“拜关公”，喝血酒，歃血为盟。
从人物来看，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青红帮更为人所知，他们是黑社会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的黑帮，就是他们自己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黑社会在内地绝迹，但在港、澳、台却一直频繁活动，尤其在台湾，已经涉足政坛，危及政治生活。梁家辉主演的台湾电影《黑金》，讲的就是黑社会如何操控选举，为己所用。台湾的黑社会经历了“暴力时期”、“寄生时期”和“共生时期”三个阶段。暴力时期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勒索商家、餐厅、色情营业，以及搞赌场、经营地下钱庄等。虽然偶有少数人投身政治，但公开从事政治活动的较少。寄生时期所从事的活动有：投资色情行业或若干非法新兴娱乐事业（如舞场）、从事电影事业或出版业、地下投资公司、大额围标等，参与政治活动较少。共生时期所经营的经济活动范围极广，举凡当六合彩大组头、职棒赌博、大额围标、走私毒品、军火、中介土地、成立建筑公司、经营营造业、进入股票市场、操纵股东大会及期货市场、经营砂石场、垃圾场、高尔夫球场及保安公司等。
一些地方的当权者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辖区内有黑社会或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他们更愿意粉饰太平，不愿意自己的政绩受到影响。也有的对这种犯罪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无非是几个小蟊贼、小流氓，掀不起什么大浪。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这个问题应该也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的危害性降到最低限度。不如此，扫黑就只能是停留在运动阶段：严打一阵，松懈一下，打击黑社会就永远是打打停停，周而复始，永无宁日。（《北京纪事》200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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