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海安的缝纫女工赵某某，终于在回国前向记者吐露了她的遭遇。她说，她被分配到茨城县猿岛缝制工场当缝纫工，拿的是最低的收入，每月仅5.5万日元（约合4000元人民币），干着最繁重的活儿。在日本老板眼里，她们连狗都不如，讽刺、嘲笑要忍受，挨打挨骂更是家常便饭，到了晚上，那色迷迷的日本老板还不时借关心之名来掀被子……最为痛苦的是，这些屈辱还要一忍再忍，因为在中方的保证要求里，她们必须服从日方管理，否则就要受到中方派出单位的处罚，包括被扣去3万人民币押金等。最为心酸的是，她们还要给国内家人报平安，把奴役般的劳动与痛苦，描写成天堂般的生活。
在这批计划被送回中国的80多名无辜又无奈的女研修生中，有一个姓张的女工没有被送回。她20岁。5月25日深夜，这名来自中国保定的姑娘突然因精神失常被送进了医院，目前还在治疗中。由于派遣管理单位中国海外工程公司要她作出保证，在日期间不与在日中国人接触，她始终回避记者的采访，但通过别人转送的亲笔信，却透露出她有着比劳役更沉重的精神负担：“回头想想走过的路，多少苦我都忍了。但现在，一切又变了。我整天傻呆呆地发笑。心真的太乱，也想一死了知（之）。”
回顾近几年，人们不难找到一些中国研修生被榨被殴被无情盘剥的事例。1998年8月3日，千叶县铫子市爆发了特大榨取中国研修生工资事件。219名中国研修生在繁重的劳作中，每月仅获得3.6万日元的报酬。食难饱腹的劳工终于忍无可忍，静坐抗议。1999年11月4日，茨城县鹿岛郡的46名中国研修生终于忍受不了对其人格的污辱，向媒体揭露多次被日方“处罚”下跪的遭遇。周中良等人在信中说：“我们研修生也是人，为什么非要逼我们下跪领工资？”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片寄浩纪对记者说，所谓的研修生制度的本质，是日本政府为了克服国内单纯劳动力不足，为满足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对外国低工资劳动力需求而创造的一种“绝妙”手段。所以，这种制度早就远离了所谓的“研修”，而异变为单纯廉价劳动力输入。
长期从事华人劳工问题研究的作家、记者莫邦富认为，中国的一些企业或行业协会，利用自身权力，在利益的诱惑下纷纷投身到海外劳务派出市场中去。他们见利忘义，十分贪婪，层层刮取中国劳工的油水。据了解，目前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登记并被认定可以从事中国研修生派遣业务的中国公司达118家，其中包括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等众多国家级省市级的著名大企业。（《青年参考》200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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