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已经发展成一项庞大的产业，成为部分人走向富裕的新卖点、热卖点，但教育是块特殊的蛋糕，一不留神，教育消费的黑洞就会腐蚀了教育，坑害了国家和百姓。
教育消费居高不下，原因众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管理不规范，教育市场中形成了不利于国家和百姓的“黑洞”。这种教育“黑洞”填鼓了个别人的腰包，却腐蚀了教育事业，坑害了普通百姓。教育部曾多次下令禁止“三乱”现象——乱收费，乱补课，乱办班，但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教育消费的黑洞得以形成并进而腐蚀教育的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早就存在。首先，中国人对教育的传统观念使百姓很容易陷入黑洞，成为受害者。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至理名言就是“学而优则仕”，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很容易盲目地进行教育投入，不惜花大钱，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次，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弊端一时难于消除，使得教育“三乱”现象得以蔓延。我国以占世界公共教育经费总数1.4％的财力，支撑着占世界学历教育人口22.9％的庞大教育体系。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但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不到3％，低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难以解决教育的供求矛盾。再者，民间办学还不足以支撑中国教育的半壁江山。近年来，虽然各种公办民助和民办学校应运而生，发展迅速，但教育体制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和管理措施，某些社会投资者惟利是图，以种种欺骗手段套来资金和学生，使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三乱”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
为了能以分数或文凭在竞争中取胜，大量学生涌向各种学习班、辅导班，期待从中取捷径。中国人从接受教育那天起就为考试做准备，唯有通过考试这个残酷的优胜劣汰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这个前提下，考试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意义更多在于那是一道门槛。为了度过这个门槛，就需要有应对考试的技巧。在利益驱使下，各种托福班、考研班、四六级考试班泛滥，收费混乱，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近几年来，中小学乱收费屡禁不绝，已成为社会顽疾。一项对京、沪、穗三市部分居民进行的调查显示，对目前教育收费的增长程度，有54.3％的居民认为增长过快，超出半数以上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已成为高档商品，成为高消费。
日前，一位曾任某县教育产业办公室主任的人给报社发来电子邮件，信中陈述教育净土存在“惊天不净”，并希望通过媒体来揭露这种丑恶现象。信中这样说——
我是一个大发教育横财的教育工作者，目前退休在家。……回想这些年来我走过的致富路，很有愧，愧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想我应该把我这个“业内人士”如何在教育界“圈地洗钱”的经历写出来，让人们知道在教育“净土”上存在的惊天“不净”，为的是提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让更多的孩子上学，实现理想。 我退休前是某县的一个教育产业办公室主任，几年前我软硬兼施一路厮杀当上正职。我们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学校和学生的学习用品，如教案本、粉笔、作业本、校服、红领巾、体育用品、煤炭等等，一句话，凡是学校用的着的东西下发到学校、下发到学生的手中。我任职第一天，商人好像从地里钻出来一样，让我一夜之间尝遍“老板”滋味。从此，我发现钱挣得太容易了，像我们这样的贫困地区居然也能“圈地洗钱”。光说学生作业本这一项，全县10万学生，每个学生我要强行供10元的作业本，不要不行，仅这一项就是100万元。我们所做的事就是让学校收上钱，其余的生产、运输、发放等程序我一概不管，厂长们把事都办了。对于厂长来说，把这么大的一个钱包交到他手里，他该给我多少心里很清楚。当然，钱不能一个人要，一些部门、一些人要打点。比如，物价部门知道从街上买一个学生用作业本才0.3元，我卖给学生0.6元。要想物价局不来找麻烦，就要定期打点他们，或干脆“聘请”管这事的人当“物价监督员”！比如有的校长说有“难处”，你就说这是某某领导的意思，你刚上任要配合工作啊。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都要有回扣，不然最关键的钱就收不上来。只要是打点好了，说不定下次他们会主动找上门来呢。 路走顺了，财源滚滚而来。每年大量的教案本、粉笔、学生作业本、校服、体育用品、煤炭、保险、纯净水等等教育用品，天文数字般地用大卡车发到学校，我们发了横财。一些领导也见机掺和进来。有一次，一个领导从“盗版图书一条街”上买来一批学生用小字典，批发2.1元一本，定价11元，硬是让我县的5万多小学生每人一本，按“定价”发到小学生手里，你算算他一次赚多少？也许有人说，玄！文教局就不管？我说你这个人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头上少根弦。要想取得领导支持就一个字——送！送得合适了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接着送就有人给你出办法下发红头文件，如教育经费不足啦，办公经费紧张啦，学校有危房啦，学生服装要统一整齐划一啦，教育用品要经济实惠啦，体育用品要结实耐用不然要伤着师生啦，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啦等等。这些年什么词都用过，都是支持教育的口号。其实明眼人最清楚，真正用到正地方的只是九牛一毛。 在这里我可以说，某些地方教育产业的利润绝大多数是被吃了、喝了、泡了、送了、贪了。“净土”里的人一旦失去约束不比任何行业的巨贪手软，这些年教育界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的不在少数。我今天揭示的只是存在于教育“净土”上的一点现象，希望全社会的风气正起来，让社会主义国家值得其他国家羡慕的“人人都上得起学”的景象重新回到现实中来。
有报道说，湖南省某贫困落后地区，许多老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可大部分县级以上的主要领导，为了自己的升迁，却纷纷花公款“读研”、“读博”，光学费就花去近百万元。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这部分官员大都是改革开放后到90年代前参加工作的，大都是大学本科或者大专毕业。在他们毕业参加工作时乃至个人官职的升迁中，没有学历的压力。他们是政治上的成功者，经过十几年的拼搏，权力和位置都有了。而90年代以来，大批高学历人才进入政界，他们的学历压力已悄然形成。但是对他们这样一些身居要位、年纪已过不惑之年的官员来说，再去脱产读研、考博已不大可能。此时，社会上兴起了“在职研究生热”，各大学、科研院所、党校纷纷打开大门，招收在职博士、在职硕士，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在职研究生班，批量生产“高学历人才”。于是各级官员纷纷加入了这股大潮之中，在职攻读高学位。
他们手中掌握的或大或小的权力，为他们“读研”、“考博”提供了诸多便利。也正因为权力介入它不应介入的领域，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
首先，因为权与学、钱与学紧密结合，这些人上学的费用，包括学费、往返于当地和学校的费用，甚至“孝敬”导师的礼物，都不会掏自己的腰包，而由国家财政或单位小金库兜着，这就加重了财政负担。有的单位甚至对公款上学有明确规定，地厅级干部“读博”，县处级干部“攻研”，一般干部“专升本”。许多单位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报销全部学费或者部分学费。可以说，“公款上学”在一些单位和部门空前繁荣。据一项针对北京某大学投资管理研究生的情况调查，这些人基本上来自国家大机关、国有商业银行或大型国有企业，公款上学占绝大部分。如果巨额花费能够使领导干部把多年的实践积累和政治磨练进行理论思维的锤炼和知识的拓展，从而促使其行政能力和决策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也算是花得其所。可惜，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读研”的目的只是一纸文凭，以求在官场上增加一些竞争的筹码。抱着这种学习目的，他们的学习态度、认真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文凭的“知识含量”也就不用多作分析了，执政能力又何以提高？因此，有人认为，这种“文凭热”、“学位热”实际上是以形式代替实质、以文凭代替水平、以学历代替学问和才能，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其次，在争先恐后开办专以领导干部为对象的培训班中，高校也日益市侩。他们招生的标准再也不是品学兼优，而是领导干部的职位高低。办培训班成为学校和领导拉关系的途径，看好的是“钱途”。在和普通报考者的竞争中，领导的“官位”往往成为学校、导师取舍的决定性砝码。据一位朋友介绍，因为他们单位的头在某高校研读博士学位，因此单位在去年该校校庆时捐赠了5万元，以示庆贺。这种文凭和权力结缘在侵害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有人曾讲过这样一个辛酸的故事：经过几年的努力攻读，他终于在某著名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入学考试中成绩名列第一，但最后竟被排除在三个招生名额之外，被录取者清一色是来自司法部门相当级别的领导。导师的教诲可谓“语重心长”：“博士哪是考上的？”
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贪官污吏中，许多人就在学历文凭上动过脑筋，玩过花招。巨贪胡长清就是“玩”学历的高手，“玩”来的学历曾为其肮脏的灵魂披上耀眼的光环。因此有关专家呼吁，要完善公款上学制度，对于领导干部公款上学，是谁想上就上，还是要有一定比例限制？学习是不是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学费才能由公款支付？由谁来检验领导学习效果？这些都应该有非常明确的规定，以使领导真正学有所成，国家花的钱产生应有的效益。
乱补课行为缘何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有的教师甚至干脆辞去公职，干起了专职的补习教师来。其原因盖因为一个“利”字。
某中学一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最初是利用放学后和节假日的时间，偷偷摸摸地给学生补课，今天十块，明天二十，虽然不起眼，但到月底粗粗一算，这一月竟然多了五六百元的进项。这对于当时一般的中国家庭，应当算一笔不小的收入。由于尝到了补课带来的甜头，这名教师后来干脆辞去了教师职务，干起了专职的补习工作。平时他每天晚上给学生补一节课，双休日、寒暑假每天给学生补四五节课，每个班至少20人，每名学生每节课收取30元补课费，一年下来他的补课收入竟然高达二三十万元。虽然像这样的补课高手不是很多，但靠补课收入一年赚它个三五万元的实在不计其数。
尽管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各学校占用中小学生的休息时间进行补课。但实际上，每当双休日，依然有许许多多的孩子不得不背起书包走进课堂。记者曾与存在补课现象的一些学校探讨此问题，学校的说法是“补课是学生自愿的”。然而，一位从事社会力量办学的李女士向记者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一些私办补习班表面上只是租用学校的教室，暗地里两家却是收入分成的合作关系，学校的老师更是拼命为这些补习班介绍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们每介绍一名学生均可以拿到提成。”
今年春节前，寒假刚开始，江苏省一些中小学便“心狠”地不给孩子一个“喘气”的机会，补课风紧随其后。江苏省教育行政部门对全省16所中小学进行了大检查，发现有的学校竟把补课日程表排到了大年夜。
江苏省进行的大检查涉及仪征、扬州、靖江、东台、如皋、泰州等地的16所学校。检查组发现苏北的不少学校补课现象较为普遍，一般为上午四节课，下午两三节课。一些学生和家长反映，他们完全是在学校要求下被迫进行补课的，每名补课学生要交纳一两百元数额不等的补课费。一些被查处的学校还对自己的违规行为振振有辞，认为要想出成绩，假期补课必不可少。
据一些专家介绍，在“应试教育”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地区、一些部门通过种种途径，让学生补课并购买教学用书目录未列入的许多学习辅助材料，致使书包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学生身上，同时造成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这种状况严重地干扰着素质教育的实施。（《时代潮》2002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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