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筹思再三，竟选中了章士钊作为救命稻草，1966年7月10日，写信向章士钊求援。这个北洋政府时期的老虎总长章士钊，居然也派了秘书王益知到八道湾周宅去慰问，传话允许资助他解决生活问题。但毕竟口惠而实不至；求援心切的周作人又大献殷勤，于8月11日把旧作诗《径昔三十首》手抄成册，托王益知转呈章士钊，用意当然是催求援助，可是苦等了十个月，直到1967年贫病去世，愿望仍然落空。
两只老狐狸这场小小的周旋，细究起来颇有些有趣的内容可以寻绎。
周作人在向章士钊求援信发出的二十天后的日记中写道：
……日惟忧贫，心劳无一刻舒畅，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行严秘书王君曾云，当再次来访，因随时期计其到来，作种种妄想，窃自思惟，亦不禁悯笑也。
这段日记里有两句话最堪深意。一是“可谓毕生最苦之境矣”。周作人如有点滴良知，反视“毕生”，“最苦之境”应是坠落为汉奸之时。贫病只是身受磨难，而古云“哀莫大于心死”，当汉奸正是“心死”，才是最哀最苦之境。可见直到临死，周作人仍无悔恨之意，晚年作种种狡辩，推诿降敌的罪责，就是表明其良知已泯。说他那时细想毕生所经，反倒会缅怀当年做督办大人的衣锦食肉，出有豪华车，入有侍卫群的荣华而不堪回首，当亦非诛心之论。此一句可见其品格根柢。
二是“作种种妄想”，一句甚堪吟味。章行严在北洋政府当老虎总长时期，站在反动阵营，与新文化运动对垒；又且在女师大风潮中迫害进步师生，直至免去鲁迅的职务，当时的周作人厕身于新文化阵营，和章处于敌对地位。解放后即使世易时变，章又以“社会贤达”身份效力新中国，且与毛泽东因同乡和旧恩谊而备受宠待，但周作人毕竟与之有旧嫌。周作人何以偏偏以昔日有旧嫌的章士钊为救命稻草呢？道理只有一个，就是看中章和毛泽东的关系。于是想通过章士钊夤缘求逞。
章士钊与鲁迅公仇私怨，周作人不是不知道，鲁迅遗言“一个也不宽恕”他也知道，临死前还?颜向这样一个章士钊摇尾乞怜，贻辱于兄长。言念及此，只能慨然作历史的长叹。（《今晚报》200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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