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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昂和自己工作区的孩子们在一起 |
1998年，她已回国，偶然听说丹麦有一个发展援助非洲民间组织在招募志愿者，她内心马上有一个声音在呼应：我要去非洲。 这个呼声越来越大，她就去电邮询问，人家回答说旅费生活费自理，外加一笔数目较大的培训费——邹昂大吃一惊，有没有搞错，我是自愿去帮助非洲人民耶，还要我交钱！
我带了一束康乃馨去见邹昂，为她自愿去非洲马拉维帮助当地人防治艾滋病表达深切的敬意。回国后，她仍然从事志愿者工作，现在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红枫妇女热线担任主任助理。
邹昂，原是香港一家企业的高层主管，有着丰厚的薪金。那年她到了美国，住在华盛顿湖西岸。华盛顿湖两岸是富人区，晚上可以看见比尔·盖茨家灯火通明。
那一阵，她感到生活有点无聊，没有什么冲劲。邻居南希问她去不去养老院当志愿者，邹昂去了，但是被谢绝了，因为她“没有志愿者的概念”。他们告诉她，在美国，从小学就有人开始做志愿者，在马路上帮人擦车，然后将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邹昂第一次听到了“志愿者”这个名词，心里立刻充满感动。
1998年，她已回国，偶然听说丹麦有一个发展援助非洲民间组织在招募志愿者，她内心马上有一个声音在呼应：我要去非洲。
这个呼声越来越大，她就去电邮询问，人家回答说旅费生活费自理，外加一笔数目较大的培训费——邹昂大吃一惊，有没有搞错，我是自愿去帮助非洲人民耶，还要我交钱！
当时，邹昂想，这笔钱足够我去非洲旅游一趟，那多浪漫，就像三毛去撒哈拉沙漠一样；用它投资还可以增值，干吗自费去艰苦的非洲帮助艾滋病人。
可是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内心呼声不断，搅得她无法安宁，邹昂说，那感觉就像恋爱一样，不断想起，挥之不去。
邹昂不断地在灵魂深处征战，她没法跟别人商量，如果告诉别人，准都认为她“有病”。
她又找了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我不是为了孩子高考才从美国回来的吗？我怎能离开他？可是不久，儿子提出要去参军，而且果真就走了。邹昂认为这是天意。
她吞吞吐吐地第一次把心愿告诉给她的一个朋友，朋友看了她一会儿，说，我能理解你！——这句话给了邹昂很大的鼓励。可是其他人都认为她“有病”。
但这时候，邹昂信念已定。
邹昂下飞机已经是午夜两点。清晨7点就有人敲她的房门说训练开始了，邹昂把来人推出门去，说：“不行不行，我困死了，咱们12点以后见。”等她起来一看，所有新到的学员都已经开始生存训练了。
除了卫生、地理、语言、体能等等课程之外，他们的生活也要自理。没想到做饭成了重要的一课。每个人要轮流为将近四十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买菜做饭。做一餐两餐可以，时间长了，就有人开始溜号，自己跑去吃餐馆。大家开始有怨言。
邹昂也特别想跑开，她和另一个日本女人德子是搭档。她俩经常这样对话：
“我们也可以去吃餐馆，是吧？”
“是啊，没有人可以约束我们。”
但是她们还是坚持下来为大家做饭。
在培训的半年时间里，可以看到“坚持”使得很多情景在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地为别人服务，并且越来越有团队精神。这一切的价值都在后来的非洲之行中显现了出来。
最难的课程是“募捐”。
当老师宣布要开始这个课程时，所有的学员都表示反对，每个人都有五六条理由不要去募捐。但是老师坚持必须有这一课，这对志愿者是必要的。而且没有募够钱就不能到非洲去。
显然邹昂们面临着挑战。这些学员中有的是将军的儿子、有的是富商的女儿，那个25岁的小伙子是波兰贵族，而瑞典女士是卖了她的宝马车来的。可是明天，他们要一角钱一角钱地去募捐。那天晚上，气氛非常沉闷，大家都默默地坐在一起喝咖啡，一言不发。
第二天他们穿上非常俭朴的衣服上路了。学校的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人多的地方就开走了。
他们一伙人聚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开口。眼瞅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可一个钱也没募到。如果他们不开口募钱，就连回校的车钱也没有。
渐渐地，比较开朗的欧洲人分散开来了，他们向来往的行人解释他们的请求。有人给了几个硬币，有的人只是斜睨了他们一眼。
邹昂、德子和另一个新加坡女孩在一块儿，因为都是东方人，她们成了好朋友。东方人的羞涩使得她们无论如何开不了口。第一天她们只能步行回了学校，内心的折磨和痛苦远超过身体的疲乏。
第二天，邹昂豁出去了，她看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便走上前说：
“我们要去非洲帮助那里的孤儿，您愿意为我们捐款吗？”
老人说：“你们的义举非常值得称道，但是，我今天确实没带钱。”
邹昂虽然没有得到钱，但她的感觉好了一些，她想，会有人相信她们不是在乞讨。
后来事情似乎变得顺利了一些。她们改进了方法，自费买了一些鲜花，送给愿意听她们说话并捐款给她们的人。
在一个雨天，邹昂浑身湿透，冷得瑟瑟发抖，为了尽快募集到足够的钱，她和朋友们分开了。在古堡博物馆前她站了很久，因为下雨，行人很少，邹昂不能去躲雨，否则她将完不成自己定下的目标。这时来了两个女性，年龄大的有六十多岁了。她们是从澳大利亚来旅游的母女俩。
母亲听了邹昂的请求，为她们的行为而感动，说：“虽然我今天没带钱，但我一定要捐款。”
她向女儿借了500元钱捐了，女儿自己也捐了几百元——这是邹昂收获最大的一天，母女俩的鼓励让她感到温暖。
但更多的时候，她受到的是轻视的眼光，有时她真想向那些鄙夷的眼光大喊：你知道我们都是谁啊，我们比你们高贵多了！1991年，国人还很少用手机时，邹昂手里已经拿着3万元一部的手机了；她在美国加拿大高尚区都住过，曾在华盛顿湖畔洋房落地窗前弹过钢琴，而今天却在为非洲不认识不相干的人募捐。
后来回到北京，邹昂换了一种眼光看乞讨者，她相信有的人是真正需要，有人则是负有使命——邹昂的话使我想起了武训。邹昂还相信有的乞丐纯粹是为了历练自己，她在北京还真碰到教她儿子弹吉他的老师在卖艺。
在为期半年的培训中，很多人迈不过这个坎，陆续有近一半的人离队了。
有一天，新加坡女孩对邹昂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话没听完，邹昂就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能理解，我也一直有这个念头。”
这个女孩从小娇生惯养，是妈妈和保姆带大的，但是她的确尽力了。朋友的离去，使邹昂感到孤独，她的内心再次面临挑战。
最后，25岁的波兰贵族——那个特别开朗爱帮助人的小伙子也坚持不住了，他边哭边喊：“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要走了。”其实他的募捐额眼看就要够数了。
确实太难了，每天早晨起来，邹昂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干了，我要回中国去！但是，“去非洲”的信念更强烈地支撑着她，当时学员们看了很多的录像、照片和资料，知道非洲艾滋病患者以及那些孤儿都非常需要有人帮助。
如果完不成募捐任务，是去不了非洲的，没有任何人会平白无故地给你资金。学员们开始开会了，商议是否可以去打工来筹钱。但是，丹麦有严格的规定，外国人不许打工。大家于是就与荷兰、德国等周边国家联系，果然得到回音。德子和其他人就签证去那些国家打工了，而邹昂的中国护照不能通行，她孤独地留在学校。邹昂非常难过，她哭了。以前德子经常哭，都是邹昂安慰她，现在只有她自己给自己擦泪了。
邹昂和另一个当地男子留守学校。她每天还要继续上街去募捐，同时为学校的房东打工，打扫卫生、通烟囱、清扫房顶等等。爬上那么高的房顶是很吓人的，欧式的房顶倾斜度很大，得学会站稳后在上面清扫树叶，捅下水道，给破损的地方抹水泥。那个丹麦男子当过建筑师，他教邹昂怎么和水泥，但绝对不会帮她做。
校长就是从非洲回来的，他经常告诫学员，你不要与我商量怎么解决困难，就像你已经在非洲。这些工作让邹昂感到挑战，没有人跟你说，也没有人分担，更没有心理支持。到后来，邹昂才体会到在那苦寂的日子里成长的意义。但那时候，只有干活！干活！什么也不想。
邹昂说，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志愿者精神。以前总觉得自己是挺好的一个人，很善良，别人的评价也不错，但是，在那时却有那么多的掂量。一个看上去很崇高的念头，也许里面还有很多污浊动机的伴随。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感受到自己一天天的变化，那时的汗水、泪水、很脏的活儿，其实都在清洁自己，为后来去非洲作铺垫。困难是因人而异的，真正难以逾越的是自己。因为现在的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富贵而舒适的生活。
真正开始非洲之行时，邹昂已基本完成了自我的重新塑造。
他们一行十几人，被派到马拉维。马拉维地处非洲南部，邻国为赞比亚、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这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为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艾滋病的直接后果，造成20万的孤儿。这里的婴儿学会的第一句话不是爸爸妈妈，而是“饭”，饥饿萦绕着他们。邹昂心里极其难受，深感世界发展极不平衡。
在这里，志愿者们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住在高温铁皮房子里，极其缺水、经常停电、蚊虫肆虐、艾滋疟疾流行。再加上文化宗教的隔阂，在这里开展工作是很困难的。学员们分散开了，邹昂独自被分派去开辟新的区域，负责方圆几十公里内数十个小学的艾滋病预防宣传。
由于巫师和酋长的影响，校长们坚决反对谈论避孕话题，他们说，上帝要我们“生养众多”。邹昂顶着烈日翻山越岭一次次去说服他们。
在当地，“Chinese”一词是进口青菜和食人族的意思，反映当地人对中国人的无知和偏见，曾有台湾商人在这里被杀。所以邹昂还要克服恐惧心理。但是有了前面的历练，面对孤独、被拒绝、危机等挑战，邹昂已经能够较好地应付。
在非洲，半年里，邹昂负责的区域中数十所小学最终都开展了艾滋病预防教育，建立了数个艾滋患者俱乐部，并与众多的艾滋病家庭和孤儿建立了联系。这些都是由志愿者们自筹款项进行的。
采访中，邹昂一再表示非常感激那一段的特殊生活，“正是那些困难和挑战使我成长很快，这是我原来没有料到的，志愿者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内在生命，使我对世界和人类的看法有所改变。更重要的是，使我常怀感恩和知足。”
采访邹昂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的志愿者。志愿精神是个人对生命价值、社会、人类和人生观的一种积极态度。真正意义的志愿者不是为了响应别人的号召，而是内心怀着改进社会的强烈愿望，他们好比朝圣者，以信念开始行动，在帮助人的过程中，助人自助，最终纯粹自己，提升了自我。
我也做过志愿者，我在慢慢向邹昂们靠拢。（《中国妇女》2002年8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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