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历史上的上海是一个多面体，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都是多面的。当时的经济有繁华的一面，也有破产的一面；从政治上来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而且正好是日本鬼子入侵，难民大批逃到上海，逃进租界；从文化上来讲，有追求新奇的海派文化，讲究奢华的消遣文化，也有鲁迅，有激进的抗议和批判的文化。
在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并存着三个不同的“上海”：一个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一个是市南市北的狭窄弯曲的弄堂里所谓小市民的“上海”，还有一个是苏州河两岸的工人区、棚户区的“上海”。可现在呢，变成这么一个单面的怀旧，只讲老上海的繁华，而与这个繁荣、富裕、纸醉金迷结合在一起的苦难、悲惨和动荡，几乎统统都不见了。
一旦你觉得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是那样一个繁华的世界，没有夜幕下面的乞讨者，你就很容易对现实的生活也发生错觉。在今天，如果文学不能创造出与“当代潮流”不同的趣味、悟性和想象，不能向社会提供一个比时尚所勾描的宽广得多的精神视野，它的价值就相当可疑。（《文汇报》2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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