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文化传承的方向，总是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承。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但是，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的急速变迁，以及面对这种变迁亲子两代的适应能力不同、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亲代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子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
80年代以后的中国，传统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突然。1985年，我的父亲，一个在部队服役四十余年的老军人拿出200元，给我这个还在攻读硕士学位的穷学生买衣服。但是，父亲同时强调：“不准买西装。”当时，在他的眼里，西装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可是三年后，1988年的春节，年初一大早，父亲就拿出一套西装，让我教他打领带。这一事件给了我深深的触动，联想到当时年长的一代普遍开始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方面向年轻的一代“让步”，我意识到“文化反哺”已经在中国出现，并将之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社会科学报》20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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