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考察”的忧虑

2002-09-15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一次，大家在一起谈到了科学考察。座中有位资深学者，深情地回忆着五六十年代在西部无人区进行的科学考察：“要做某个河流的水资源调查，前期准备就相当繁重，要收集中外文文献、有关水文记录、地图，在野外要做流域植被、水文情况的变迁等等许多项目。野外工作结束后，分析整理资料，撰写学术报告往往要用几年、甚至十几年。每次出发时带的仪器设备和有关资料要比辎重给养多得多，个人的行李，就只轻轻的一件。那可是要在野外坚持十几个月呀。”说到这儿，学者苦笑了一下。“现在可好，走马观花都嫌费事了。有了海事卫星，GPS（卫星定位仪），有了鸭绒睡袋……，可实际上却没什么学术准备可言，索性连仪器设备都不用带了。”有人加了一句：“最重要的是带上一张嘴就行了，专家学者的工作主要就是冲着电视镜头表演一番。”

我不反对科学考察采用先进设备，也不反对宣传。我只是不赞成将它变成一种变相的广告。有人曾对着电视观众说：“这次科考的重要成果，是证实了海运开通是楼兰古城灭绝的原因之一。”可众所周知的常识是：楼兰古城早在公元五六世纪就已经灭绝了，而海运开通的标志是15世纪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出现这类问题，就说明组织者的出发点根本不在“科学考察”。

还有的“科学考察队”在刚刚宣布“发现”了一大群的“野骆驼”后，就马上被证实那不过是附近牧场的家养驼群；一次“百年穿越”的科考居然在楼兰古城搭起了T型台，展示时装模特和表演摇滚乐。

对这类科考，现在仍然有人乐此不疲。原因在于有些人实际是将这类“科考”当成了新的捷径。这确实要比进行成十上百次试验只为得出一个数据，遍查古今中外文献资料弄清一个疑难问题容易得多。（《文汇报》200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