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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的中心部位，竟然有那么大一片林地……
没到过曼哈顿的人也许很难想象，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在它的中心部位，竟然有那么大的一片被称之为中央公园的林地。她从59街向北一直延伸到110街，从第五大道向西跨到第八大道，足足占了153个街区。中央公园设计建造于1858年，当时纽约市区刚刚发展到现在的第38街。一位有远见的报纸编辑提出应在曼哈顿保留一块地，建设一个森林公园。市政当局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拨款500万美元，买下了这块800多英亩的土地。这儿原本石多土少，并非是建公园的理想地方。但纽约人硬是从新泽西用马车运来了大量泥土，迁来了400万棵树木，又建了4个人工湖。因为工程浩大，建园前后用了20年。以后100多年间，不管市区怎样延伸，地价如何飞涨，空间如何拥挤，这块地方不仅丝毫未被挤占，反而越来越备受纽约人的精心呵护，使之愈发绿得耀眼。有意义的还在于纽约的许多高楼中，或在楼前屋后，或在群楼之顶，或在大楼之内，人们也不忘见缝插针地种上一些树木。
不仅仅是在美国，在我所到过的德国、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等国，森林树木同样随处可见。不论你走到平原、丘壑，还是山冈，森林都会陪伴着你；无论春秋冬夏，各种松树和枞树等裸子类树木，都是郁郁葱葱。在那里，有成千上百亩无人采摘的樱桃林，只有喜鹊欢快地在枝头上穿梭，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夏日盛宴。在那里，有用李子树做行道树的数里长街，熟透了的李子从树上自然坠下，将林荫道抹成深紫色。在那里，一棵棵苹果树高近二十米，枝桠虬展，果实万千。
历史资料显示，二战过后，德国很多城市被炸成废墟，煤、电、油等物资十分匮乏，在寒冷的冬天除了伐木取暖别无他法时，德国人宁愿挨冻，也坚决不砍一棵树。惟其如此，今天当人们飞临德国任何一座城市上空时，你都可以从机窗口看到那青黑色的大片大片的森林。但处境类似的其他国家，有的则大肆砍伐森林以解决其城市冬季供暖问题，以致于20年后又不得不花十倍百倍的代价重新封山育林。
其实，许多国家也并不一直都是绿树成荫的。翻翻美国历史就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就曾发生过灾难性的沙尘暴。南方大平原上的尘土被强风带到东海岸，纽约、华盛顿等地，时常黄沙漫天，日月无光，即所谓美国“肮脏的三十年代”。究其原因，除了气候干旱等自然因素外，世界粮食市场需求旺盛，大批私营农场主到美国南部大平原盲目开垦荒地，大面积砍树伐木，过度耕种放牧，破坏了南方大平原的生态平衡则是罪魁祸首。也正是在这一生态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候，美国人开始了他们重建绿色家园的征程。罗斯福新政时期，通过有条件禁止垦荒、鼓励种树、制定相关法律等一系列措施，拉开了保护生态环境、重建绿色家园的战斗，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我国林少树小，除气候、历史上的战乱、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等客观因素外，与习惯意识也有关系……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较低，大树也不多。据统计，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6.55％，人均占有林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1.3％，居世界第121位。不用说城市中或城市周围生长着合抱粗大树错列而成的森林，即使是单株的参天巨木也屈指可数。从北京起飞向西不过十多分钟下面就是不毛之地。历史上曾被人们歌之咏之，称之为“河水清且涟漪”的陕西，在狂砍滥伐之后，变成大片荒凉的黄土。闻名遐迩的神农架和大兴安岭林区，林子尚在，但大树渐少。北京的小巷深处，偶尔还有几株百年或数百年的老槐，但大多又被人们依树搭建成简陋的仓房，数米之内仿佛都可以听到她的喘息呻吟之声。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时至2002年的今天，北京市还要专门颁布一个禁止依树建房的条例了。
探究我国林少树小的原因，除了气候条件、历史上的战乱频仍、经济欠发达、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等客观因素外，我认为与我们的习惯意识也有关系。古人云：“木秀于林，必毁于风”，俗话说：“树大招风”，似乎都隐藏着一种封建封闭的意识和观念。
最不幸的是，我们一度把现代化理解为单一的工业化，理解为烟囱林立，高楼无数，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尽早实现这种现代化。大跃进时期，是中国滥砍乱伐最严重的时期。如今，大跃进已经尘封为历史，但其中蕴藏的观念和意识并未彻底成为历史。在农村乃至在林区，依然有很多人为了一己之利或者一时之利，滥砍乱伐，偷砍偷伐，造成水土流失，甚至土地沙漠化；在城市，我们鲜见树龄在五十年以上的树木。
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首先是城市化的进程。从生态学的意义上看，树林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减少污染等多种功能，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树就是城市的绿色之肺。但我还是更愿意从美学的意义上看待大树与城市的关系。我始终认为，葱茏繁茂的树林，是一座城市文化品格和精神素养的象征。缺少树林的城市如同一个贫血病患者，会让人觉得苍白无力，缺乏灵性与生机。缺少大树的城市，就会缺乏历史的厚度。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山公园里的大树，故宫的红墙碧瓦，雄伟气象必将逊色不少。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城市中，植树、种草、养花已经成为政府、单位、社团、公民共同参与的公益事业。但是，从总体而言，我国大多数城市周围和城市中的树林仍显稀疏，大树仍旧寥落。症结之一在于，我们的城市绿化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误区。
其一是重草轻树。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其他城市，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本来可以实现林、草相结合的绿化带，却很少见到树木。其实，种草坪投资大，养护费工费财，种树木不仅投资较小，而且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美化环境等方面比种草要好，尤其是林草结合的绿化带综合效益更好。但由于草坪景观壮丽，见效快，“政绩”易显现，所以更为人们所青睐。
其二是规划不周，产生大量所谓“环保中的环保问题”。最典型的是北京的春天，杨絮、柳絮飘飘扬扬。“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那景象“壮观”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这些教训启示我们，要从规划上避免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每个城市在造林中都要科学论证，选择并搭配好树种。
其三是方式单一。我们往往满足于在3月12日植树节这个单一的时间段动手植树，浪费和失去了其他适宜植树栽苗的许多好时光。我们又往往满足于城市和市郊绿化就是“一条路，两行树”，为什么不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把两行树变成若干米宽的林带呢？！我们还往往满足于种单一树种的树，北京到怀柔的公路两侧，高大的杨树因病虫害隔三岔五的死去，让人无奈，让人心揪……
在老城改造时，要注重对原有树木的护养，对那些古树名木，尤其要重点照顾；同时，可以借鉴纽约人的成功经验，在狭窄的街区，探索房屋建筑与植树造林的有机结合之路。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山水城市的设想，希望能在城市中实现古典园林、山水画与森林的有机结合，而非简单的人口聚集地，这种重在建设城市整体境界的思路是非常值得提倡和遵循的。
我国农村每年水土流失上千万亩，原因复杂，治理的关键，是要使造林政策找到公益与私利的最佳结合点……
需要思考和研究的不仅仅是城市的植树造林问题，我国农村的林草建设和保护同样形势严峻。沙灾、旱灾和水灾频频发生，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心腹之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在森林建设和保护上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
退耕还林是涉及面最大、政策性最强、群众参与度最高的关键工程，主要解决重点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从开荒造田到退耕还林（草），这种历史性的转变耐人寻味。它至少说明，我国的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们的国策注重了可持续发展，我们对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但是，滥砍乱伐仍然屡禁不止，每年仍有1000万亩以上土地水土流失，仍有与一个中等大小的县面积相等的土地沙漠化、荒漠化。
从现行退耕还林（草）政策看，确是标本兼治的措施，也是一项泽被桑梓、功在千秋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需要研究这项政策执行中潜在的和具体的可变因素。目前的主要政策是，如果农民退耕还林一亩地，政府每年无偿给农民200至300斤粮食、20元零花钱，外加50元种苗钱，8年为期。那么，假设有些土地一亩种粮每年收益超过以上补偿，农民还退耕不退耕呢？如何才能确保农民是真退耕而不是假退耕呢？这需要很好研究。
另外，种经济林或是种生态林，是政府统一规划还是由着农民自己干？这也需要很好研究和规划。显然，不能都种经济林，但生态林是不能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的，不交换，经营者就无法获得收益或回报，农民如何选择？好在现在国家已经建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助资金，用于生态林补偿。但补助毕竟不是等价的。而且，国家给的补助能否全部到位？有无健全的制约机制保证农民的补助不被截留抵扣？
还有，农民担心补助到期之后怎么办？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林木收益要十年以上，现行政策只补助8年，会不会出现政府一“断奶”，农民就复耕的情况呢？只有建立和不断完善一种能够兼顾农民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科学政策机制，才能保证交给农民的种苗长成茂密的林（草），才能鼓励更多的人，为了可以预见的财富去投身（资）造林事业。或许，我们可以研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性地尝试：
其一是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正确处理好生态目标与农民吃饭增收的关系。
其二是把“治山治水”与“治穷治愚”相结合，把退耕还林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结合起来。
其三是坚持“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处理好实际操作中的具体问题。
其四是健全法制，明确林木产权。造林犹如养孩子。栽下的树苗要变成树木，首先遇到的是由谁来“养育”的难题。解决“养”的问题就绕不开产权的归属。要研究完善使我国《森林法》对此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林木产权的归属模糊不清，可能会使本应环环相扣的造林、营林、收益之间互相脱节。
归结起来说，就是要使造林政策在公益与私利的天平上寻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以有效的机制和刚性的制度保护造林者的长期利益。
人类将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进入生态文明的新阶段……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基本质素之一。老子说：“道法自然。”这种观念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重要一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中，山林是文人士子最重要的精神家园。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家园观念同样是以自然环境做底子的，生态学Eco logy一词本就是从希腊语词根“Oikos”（家园、住所意）演变而来。
1992年，全世界100多位国家首脑和政要云集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一次共同认真严肃地探讨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秘书长斯特朗指出：“在世界最高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中，没有任何问题比林业更重要了。”
然而，时至今日，世界森林面积不断减少的局面仍未彻底改观。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人与自然的故事就是这样撞击和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有一次我们去芬兰，一位慈祥可亲的长者陪我们参观他们的国家公园，大树葱葱，花红草绿，煞是迷人。同行中有人无意间顺手掐下一片树叶，惹来这位长者客气而严肃地批评：“为了保护环境，请不要摘。”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了差距，也蓦然明白了为什么芬兰环境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是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时时刻刻以保护每一片树叶为己任，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变成绿色的海洋。（《光明日报》200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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