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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京评选出的第五届“北京十大杰出青年”中，何可是30名候选人中惟一从事公益事业的成就突出者。2001年，国际志愿者年中评选出中国10名志愿者形象大使，9位是演艺圈名人，何可是惟一的普通人。何可志愿普法20年，发展5000余名普法志愿者。迄今，何可为100多万人次提供各种法律帮助。2000年，何可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志愿者”，因他“代表了中国志愿者的服务方向。”
1981年，何可15岁，求学北京市司法学校。一节社会实践课，志愿者萌芽在他心里催生。学校组织学生把问答式的法律知识发放给行人，何可被分配到天坛路段，国家体委就在该路段上。何可看见了戴丽丽等乒坛宿将。名人问他“还有吗？”何可快乐得发晕，第一次感觉自己“特有用”——给他崇拜的偶像提供帮助。
1985年，何可在崇文区检察院做检察官。余暇，他给人提供法律咨询，代写法律文书等。当时，志愿者一词还没进入中国，周围人评说何可为“义务劳动者”、“助人为乐活雷锋”……何可觉得这些好词没说到点，他做这些事与他15岁时的感觉一样“自己有用”、“乐在其中”。因为乐意，他一做10年，粗算起来，帮助上万人次。“上万个人的真诚面孔，真诚道谢，还有人做好了饭等你”，何可说他喜欢甚至迷恋“为善最乐”的感觉。
1995年5月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进修的何可联合四个同学创办《青年法律信箱》，随后在数家报刊、电台开设了针对不同人群的法律专栏，现在，何可身后一个以专业人员组成的普法队伍迅速燃烧京城，5000多志愿者以书信、会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使法律知识渐入人心。
此外，何可联合同道帮教在押失足青少年。他们与被帮教对象签订了“一帮一”协议，一个月见面一次。何可帮教20多人，数名在押人员获得减刑和提前释放。何可业余时间的3／5用于处理《青年法律信箱》中的各种来信，财力的2／10支撑“信箱”正常运转。
概念中的志愿者——苦行僧、圣徒，行为悲壮，何可很不以为然地认为：“只有自愿的才是快乐的。我首先是从普法中得到乐趣，否则不会一做20年。”
何可说自己做志愿者的根来自奶奶。何可出生后的第54天，在司法界工作的父母被通知去“五七”干校。邻居夏慧茹想给“落难的两口子搭把手”。当时，夏大妈侍候瘫痪丈夫14年，丈夫刚去世，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过了何可。从此，何可唤没有血缘关系的夏慧茹“奶奶”。奶奶靠打零工养活何可。粮油无继时，何可记得邻居送两棵白菜，一碗饺子……奶奶力所能及的报答是在洗干净的罐头瓶子里盛满白开水，排成一排，等待放学的何可与邻居小孩解渴。何可4岁，奶奶因“成份”不好，打零工的活路断了，奶奶遂卖血养何可。
何可在非血缘之爱的氛围中长大。识字有限的奶奶对何可的教育是“心缝宽”、“不能老犯行色给别人瞧”、“情分比钱比名好使”……何可走上志愿之路后，曾将志愿者一词送给奶奶，奶奶不认，说她一辈子就认一个理儿：“搭把手的事都不做，亏心”。
国际上对志愿精神的定义是：一、志愿，二、不为报酬，三、利他，志愿活动大部分为非政府行为。事实上，我国只有余暇余力余财余能兼具的人或精神富有者才会做志愿者。
我国志愿者活动基本是在政府动员下进行的“志愿”行为，服务范围也集中在环保、扶贫、维护社会治安、大型活动等精神文明建设层面上。而何可的定位是：做普通人，做力所能及的事。他的定位因为理念和方式接近志愿精神，而得到国外志愿者的认可。
何可认为，中国志愿者存在误区，一是志愿者是施予者、强者、英雄；二是走形式（作秀）。如有帮助病人、残疾人、灾民、生活贫困者的“志愿者”以开演唱会的形式筹钱，其开销大于给予，其慈善名声大于助人实效；一些伪志愿者在扶贫工作会上吃喝无度等等。这些“志愿”的背后藏有许多言不由衷、行非所愿的非志愿因素，还有些志愿者成名后有意无意把自己“架”起来，视自己为非常人物或德高望重之人。
何可认为，“善欲人见，不是真善”。志愿精神的本质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搭把手，并非时刻准备着做好事。（《北京青年报》20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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