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郭沫若将自己的热情和诗潮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出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凤凰涅?》等一批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出色的诗出现了。
宗白华担任《学灯》编辑虽只有半年多一点，但他几乎是每期都发表郭沫若的作品。诗歌力图每期都有，其他如翻译、论文、小说，也都无一例外地占领篇幅。从1920年元月开始，《学灯》取消了“新文艺”栏，开辟“新诗”栏目。这个栏目几乎专为郭沫若而设。
这样的激赏，对于郭沫若具有无限的鼓动力量。郭沫若后来这样回忆：说来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乍寒乍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
1920年4月底，宗白华去了欧洲，另一位学者李石岑接办他的工作。李石岑虽然也向郭沫若约稿，但在发表上却不像宗白华那样全力以赴了。郭沫若说：宗白华到德国去了，《学灯》的编辑换了人，我的诗潮也就从此消涸了。
郭沫若后来多次撰文说：“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若不是有这样机缘，或许我的创作欲的发动还要迟些，甚至永不见发动也说不定。”（《人民政协报》20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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