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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浙江省宁波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利用电脑贪污公款166万元的特大案件，案犯方勇与方家幸携巨款潜逃到加拿大。11年之后，二方相继被检察机关逮捕归案。2001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方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2年7月16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偷越国境罪两罪并罚，一审判处方家幸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回忆起他那段“天堂”里的地狱生活，身陷牢狱的方家幸痛悔万分。
1988年的一天，堂弟方勇突然跑到我家，看他神色慌张的样子，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他匆匆掩上门，一看四下无人，“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说：“哥哥，你要救救我。”
我大吃一惊，不知他惹了什么大祸。
方勇声泪俱下地告诉我，他在前两年利用电脑划账的办法，贪污了银行十几万元。这次领导临时决定将他从工商银行调到交通银行去。如果新会计一接账，事情就会立刻败露。
方勇见我面有难色，立刻兜出他的预谋：“哥哥，我要逃到国外去，你不是在广州有朋友吗？快帮我联系一下。”
这几年我在南方贩服装，的确交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叫翁文斌的认识几个搞偷渡的“蛇头”。沉思良久，我说：“你容我考虑几天，事情太大了，我一时无法回答你。”
这一夜我一直睡不着，翻来覆去想了好多。方勇毕竟是我的弟弟，方家的一条血脉，我大伯就这一枝独苗。我咬咬牙决定铤而走险，不但要帮方勇逃出去，我自己也只能选择共同偷渡这条路。
第二天，方勇来了，他眉开眼笑地告诉我：“没事了，都搞定了。”我反而糊涂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的一个同行朋友答应暂帮他填平缺口，应付过这一关，再从长计议。
事情终于在1990年的夏天发生。
那是6月里的一个晚上，方勇告诉我，到交通银行后他又搞过几笔钱。不久前，他填写了一张2万元钱的假支票，把钱划到了自己的户头上。晚上核账时，这张假支票被发现了。方勇急得不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哥，再不走来不及了，你赶快与广州方面联络，一定要尽快出去。”
我到广州后很快找到了翁文斌，他说“蛇头”是香港人，要设法联络。几天后，翁文斌带着一个神秘的男人来与我见面。寒暄几句后，他就直入主题：“你们的事翁先生已经跟我说了，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去荷兰，或者丹麦，要么到加拿大。”我选择了加拿大。
接着正式谈价钱。“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一个人15万元，人民币交货。”这数字当时听来确似天文数字，但我已丧失了理智，说：“行。”
我匆匆赶回宁波，把广州的情况告诉了方勇。方勇异常兴奋，他说：“好，我们干脆再多搞一点，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抓住了也就一条命，总不能两手空空去国外要饭。”
在以后的几天里，方勇象是发疯似地接二连三做了几把“大手笔”：他女朋友章惠珍的父亲认识慈溪某银行行长，他就以“提取现金”为借口，然后给对方可观的“好处费”，要章父去联络，果然“搞定”了这位行长。方勇一次就从别人的户头划去了69万元。
方勇告诉我，他反复计算了，觉得钱还不够，要再弄一点。原来他想把他的女朋友章惠珍也带出去。我一向对章没有好感，觉得这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就对方勇说：“现在自身都难保，还带个女人做什么？”方勇显然听不进去。他说：“哥，你马上就飞广州，我已经把两笔钱划到了广东的东莞。你要抓紧办出去的手续，同时把那笔钱给我领出来。”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东莞的账号抄给我。那两笔钱，一笔是25万元，另一笔是26万元。
方勇自以为得计，颐指气使起来。我有些反感，可转而一想，都已经上了“贼船”，还计较什么？到了广州就遇上了麻烦事，“蛇头”一时弄不到假护照。那护照是“蛇头”雇人用非法手段先搞到一本他人的护照，再换去照片，让持照人冒用他人的姓名去“闯关”。
大约等到第十天，方勇带着章惠珍到了广州。我们请翁文斌作中间人，把45万元放在翁处，商定事成之后才能付给“蛇头”。余下的钱换了3万美元和一些港币。我与方勇他俩不敢住在一起，像做贼一样躲在宾馆里，等着“蛇头”的消息。
我记得那是9月5日，“蛇头”拿来了“护照”。我护照上的身份是出生在台湾的美国人。“蛇头”告诉我，从广州和深圳出境都不保险，改由武汉出境。机票从武汉买到美国的三藩市，途经加拿大温哥华就下飞机，这样可以做得了无痕迹。这个航班要经香港和韩国的汉城转机，过关的时候一定要装得若无其事，决不可以自己露出马脚。“蛇头”还说他已经安排了人在途中护送，叫我们放心，万一有问题，他们也会买通海关化险为夷。话虽这么说，我心里仍蒙着一道浓重的阴影。
在武汉安检的时候，方勇他们先进去，我看见他们被边防武警叫住了，受到了盘问。我的心立刻猛跳起来，一种出师不利的预兆跃上我的脑海。我屏息细听他们的对话，大概听到武警在问他们，你们是台湾人，为什么报关填的都是简化字？我想这下糟了，方勇确实不会写繁体字，事先可根本没有想到。我也听不清他们到底作何辩解，只有干着急。好在不知怎么七讲八讲，居然让他们蒙混过关了。我倒是过得挺顺利。
这就到了香港。过关转机时我先走到前面，又顺利通过了，当我回过头去时，看到方勇他俩被移民局的人带走了。我想一定是他们心中没底，神色慌张，自己露出了马脚。我在候机厅里焦急地等着，既不见他俩进来，也没有所谓的护送人出现。我想，这下可栽在“蛇头”的手里了。去汉城的飞机就要登机了，怎么办呢？我只得硬着头皮先飞汉城，再在那里等他们。
我就像孤独的游魂，闯进了举目无亲的汉城。出发时根据“蛇头”的安排，为了装成“难民”身边不能带钱，因此方勇只给了我八千美金。钱马上会花光，我既不会英语，又不会韩话，如果“蛇头”不再来人，那我怎么办？我越想越可怕，只得装成哑巴，每天躲在宾馆里。
到了第七天，“蛇头”的电话终于来了。我不由分说地把他大骂一通，“蛇头”无话可答，只告诉我方勇真的出了事，我只能一个人去加拿大了。经过几番周折，我才茫然地登上去加拿大的飞机。
我在温哥华一下飞机就被当地移民局带走了。我在移民局被审查了八个多小时，终获释放。临走时，移民局的官员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可我一句都没听懂，因为我不懂英语。一出移民局我就傻了眼，“蛇头”说过，可以到唐人街，而唐人街又在哪里呢？
我终于碰上了一位华人，于是找到了唐人街。但是事情并不象“蛇头”说的工作好找，唐人街的中国店铺并不需要临时帮工。有的告诉我说，你没有政府发的工卡，用了你就是违法的；有的问我会不会广东话，一听不会就摇头；有的一听找临工就烦，把我轰了出来。几天下来，一无所获，这才想到以前有人说过：外国不是天堂。
后几天我天天翻华文报纸，看看有没有招临时工的。终于找到了一家中国餐馆。餐馆收留我的原因很简单，非法打工价格便宜。我在那里洗碗打杂，每天干17个钟点。按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每钟点5加元算，每月起码是2550加元，可老板说定只给我800加元。这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每月扣去400元房租、50元公交月票，再支出一些基本生活费，也能勉强混下去。我一无技术，二不通语言，成天挨老板骂。
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里，除了吃饭，几乎没有停止过劳作。做墩头的时候，3个小时要切150磅牛肉或猪肉，相当于整整一头猪或四分之一头牛的份量，而且是冷冻到零下十几度乃至二十多度的冻肉，切着切着，双手都失去了知觉。同样，3小时里，又要把300多只冻鸡去骨、肢解、分类，只知道自己就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做着无数次重复的动作，一不小心，就切到了自己的手。这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不要声张，不能让老板知道，要赶紧擦去血渍，草草包扎了一下，又赶快干活。要不然，轻则挨一顿臭骂，重则被炒鱿鱼。
我后悔莫及，越想越窝囊，一段时间精神都快崩溃了。为了刺激，我又进了赌场，想作最后一搏。不料所有的钱又全赔了进去，我绝望了。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中国大厨，这人菜烧得棒，人又特善良。他说你这么干不行，就真诚地教了我几手独门技术，终于使我在餐馆站住了脚，我又咬着牙干了下去。
大约在我到温哥华的一年后，我突然接到方勇的电话，说他也到了加拿大，在一个叫“满地可”的城市里找到了打工的机会。他在电话中说，他在香港被移民局拘捕后吃了官司，最后“蛇头”买通人情才脱了身。他是伺机经莫斯科来到加拿大的。我问起章慧珍，他说别提了，早跟人跑了。毕竟是意料中的事，大难来临各自飞。
不久，我被加拿大警方逮捕了。事情的起因却很偶然。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广州人，大家都觉得很谈得来，谈着谈着就知道了他是温哥华一个黑社会“大全帮”的头，他告诉我准备去满地可银行用假支票骗钱。满地可是方勇住的城市，我就说能不能跟着一起去，顺便看看弟弟，那人满口答应。到了满地可，他们叫我在旅馆里等着，别上银行，那里危险。我就乖乖地等在旅馆里。不多时，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们在银行失手了，警察从他们身上搜到了旅馆的发票，叫我赶快走。我赶紧拎上包出了旅馆，就在我等“的士”的时候，警车到了。警察从我的拎包里搜出一张他们放的假支票，我就这样到了警察局。
起先警方怀疑我是一条“大鱼”，因为他们从互联网上查到了中国警方对我的通缉，就怀疑我是黑社会的“老大”。我反复说明实情，他们都不相信。我蹲进了外国的大牢，等着起诉。方勇来看我的时候，我将一肚子冤屈全倒了出来。我说真后悔到国外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又说万一说不明白，我只能将“大全帮”的真相兜出来了。
不久律师来了。律师告诉我，警方通过指纹鉴定，证明支票不是我的。出狱后我来到温哥华找到“大全帮”的人，谁知一见面他们就要杀我。我说，我对你们怎么啦？黑帮说：“你把我们的事全供了，你当我们不知道？”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供了？”黑帮的老大看看我，冷冷地说：“别人说的，我们不一定相信，但是你弟弟专门从满地可飞过来告诉我们，这还会有假？”
这话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我真不明白方勇为什么要害我？是混不下去，想讨好黑帮？还是我先到加拿大，没有与他同患难，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这个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我当时对黑帮说：“如果我供了，你我今天还会在这里见面？至于我与方勇的恩怨过节儿，原因复杂，我们自会了断。”
黑帮见我神色自然，想想也有道理，就把我放了。
我已经有了两个案底，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加拿大。现在加拿大的警方又盯上了我的“非法移民”，我成了要“随叫随到”的嫌疑人。
我孤独地坐在家里，恐惧而又彷徨。我怕人敲门，也怕电话铃响，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把我抓进了大牢。
我好多次想回国来投案，可已身不由己。我在打工的时候，遇到了Lynn，我们相爱了，结了婚。Lynn有两儿两女，都很爱我。如今，大女儿已经做了妈妈，我这个身负罪案的外公，以后又如何向小外孙解释我的一生？
方勇终于被缉拿归案，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消息后告诉Lynn，我被遣送回国的日子也在不久。Lynn很平静。她是西方人，却如东方女子一样温柔识大体。她开始默默帮我收拾行李，并把一家人的照片都贴在行李箱的内盖里。我被遣送的那天，她一直把我送到机场。
我有罪于祖国，但我还是中国人，坐牢也要回国去。我别无选择。（《检察风云》2002年18期郑剑文并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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