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商务的负责人曾问陆费逵，是不是春季的教科书的封面仍印上龙旗，陆费逵答称“革命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商务信其所言，仍旧印行旧本。可他自己却暗中组织赶编新教科书。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中华书局便在中华民国创立的同一天于上海设立，新教科书也同时推向市场，随之风行一时，供不应求，成功地打破了商务版教科书一统天下的格局。而商务印书馆由于对时局的错误研判，则陷入极其被动的窘境。但凭借经验和雄厚的财力，商务版的新教科书很快便卷土重来，很快就超过了中华版。
面对这种情势，中华书局不甘示弱，他们借助政治鼎革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双重背景，以商务与日商合资为题材加以攻击，迫使商务不得不收回所有日股。
中华与商务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双方都设法走上层路线。譬如曾为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的范源濂任教育部长时，中华在竞争中就占了上风；而当与商务关系较深的汤尔和任部长时，商务又占了上风。
商务与中华的竞争，不仅给双方的经营管理带来活性机制，而且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社会科学报》2002.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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