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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他的大哥李尧枚（1929年于上海） |
正值巴金先生99岁诞辰之际，李致撰文回忆他的父亲和四爸（巴金先生）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手足情。
上中学的时候，读了四爸李尧棠（即作家巴金）的小说《家》和散文《做大哥的人》，我才对父亲（李尧枚）有所了解。《家》中的高觉新以我父亲做原型。父亲自小就很聪慧。他对化学很有兴趣，希望将来能去上海或北京上大学，以后再到德国留学，脑子里充满美丽的幻想。可是高中毕业后，祖父给他娶了妻子，结婚不久又为他找了工作。父亲顺从着，毫不反抗。但回到自己屋子却伤心地哭了一场。24元的月薪断送了他的前程。祖父逝世后，父亲又担负起我们这一房的生活重担。
五四运动发生了，父亲和三爸四爸都受到新思潮的洗礼。父亲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正如四爸所说，我父亲“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
祖父死后，父亲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我的哥哥李国嘉在四岁多时突患脑膜炎逝世，对父亲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精神抑郁，偶尔还出现过神经错乱的现象。由于大家庭分家，田产收入减少，父亲曾另想办法增加收入。开过书店，但因经办人选择不当关门。继而把田产抵押出去，希望用贴现的办法取得较高的利息。不料他生了一场大病，等他病好才知道好几个银行倒闭，全家的“养命根源已化成水”。他感到愧对全家，终于服大量的安眠药自杀！
四爸对我父亲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曾对我说，你父亲如果放下绅士的面子，过一般人的简单的生活，完全可以不自杀。他懂医，可以好好学医，成为一个好医生。解放后说不定还可能当一个政协委员。
1964年9月，在去给三爸扫墓的路上谈到父亲。我第一次向四爸表示了对父亲的看法，说他丢下母亲和子女去自杀，太不负责任。我当时年轻气盛，用语相当激烈。谁也说不服对方。只记得四爸感慨地说：“连你都不理解，小林他们就更难说了。”
80年代初期，我去上海。一天上午，四爸拿了一叠信纸给我，说这是我父亲给他的四封信。
这四封信增进了我对父亲的理解。
父亲在信中表示了他对当时社会的看法，说：“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在谈到他俩的差异时，父亲说四爸“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而他对“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他俩“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
父亲与四爸的兄弟之情，充满字里行间。他还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四爸写小说《家》。他在信上说：“《春梦》（即以后的小说《家》），我很赞成；并且以我们家的人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来，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恭恭敬敬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暇把它写成罢。”
父亲在信上已有自杀的念头。他说：“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之一人，奈何！……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弟都忘却兄了。唉！”正如四爸以后所说：“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不曾重视他的话。”
父亲自杀前20多天，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看戏，以示惜别。自杀当夜，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姐妹。
四爸本想通过《家》鼓励父亲，勇敢地面对生活。但小说的《序》刚在上海时报连载，父亲就在成都自杀了。四爸为此感到“终生遗憾”。写到《秋》的结尾，四爸既想给读者希望，更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90年代中期，在杭州，四爸对我说，一个人做点好事，总不会被人忘记。我时常想起你父亲，他对我有很多帮助。你三爸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要帮助他们，结果没有机会了。我知道，我可能不会被人忘记，但我希望他两人也被人记住。
几十年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终于理解了父亲，只是这理解来得过迟了。（《文学报》2002年第1354期）
